当代-2004年第1期-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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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林在海边受到吊眼儿他们的惊吓，一连病了好几天，第三天他的精神刚有些恢复，就给新认识的银行女职员挂了电话，他并没有从这件事上汲取教训，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钱来摆平。他还记得他给吊眼儿钱的时候，吊眼儿的嘴唇有些发抖，说：哥们今天对不住你了，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以后有用得着哥们的地方就吱一声，哥们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花钱躲过了一场灾难，当然，因为这件事，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疏远小秋了。
银行的女职员不在，童大林对接电话的人说，我姓童，让她回来给我回电话。没多大一会工夫，电话就响了起来。童大林以为是女职员，用柔软的声音说：喂（音：味）！对方是男的声音。“你是谁？”童大林问。对方告诉他，他们就是前几天送他到悬崖边的人。童大林以为是吊眼儿，问他有什么事儿，对方说：我们想向你借几个钱花。“借钱？那天不是给了你钱了吗？”“你没给我们，我说，你也太不讲究了，拿我们哥们当猴耍，凡是拿我们哥们当猴耍的，都没好果子吃。”童大林明白，不是吊眼儿，而是另外两个人。他问这事还没完了吗？对方说有完，但你必须整明白了，你给了吊眼儿１０万，我们哥们干晾着，不太讲究吧。“那，你们还想要多少？”“不多，跟吊眼儿一样多就行。”童大林十分吃惊：“１０万。”“是每人１０万，我们两 个，一共２０万。”童大林说这事儿我跟你们说不着，我找你们的头儿（吊眼儿）。对方说，他不是我们的头儿，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头儿。“可是……”对方说：我不跟你多说了，要钱要命你自己决定，不过，不能时间太长，一个小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放下电话，童大林彻底傻了，如果说拿１０万元他还挺得过去，再拿出２０万，就冲破他所能承受的界限了。童大林不傻，他知道凡事都是有成本和界限的，拿出１０万，他够大方的，如果再让他拿钱，他是不会接受的，况且，今天拿出２０万，说不定明天还让你拿４０万，没个完的。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无底无边的黑洞之中。
电话的确是大黄和荷兰猪打的，他们在吊眼儿那儿每人拿到了一万元，他们本应该高兴才是，按原来的计划，他们参与行动，每人只能拿到一千元。而有些事就这么怪，人的欲望无止境的，尤其是荷兰猪听到了吊眼儿和童大林的谈话，知道童大林一共给了他们１０万元，除了他们每人分到一万元，吊眼儿独吞了８万元。这样，他们不仅不感激吊眼儿，相反，还引发了不满。事后，他们两人多次商量，觉得童大林是个难得的猎物，既有钱又胆小，并且，他身子不干净，有那么多可以抓的把柄，所以，他们决定对童大林下手。当然，他们也讨论了索要钱的数目，开始是１０万，后来又涨到了５０万，讨论来讨论去，决定还是２０万比较合适，既可以找到借口——和吊眼儿一样（吊眼儿分给他们每人一万元，童大林当然不知道）。估计还在童大林的承受范围之内。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与他们最初的动机没了关系，也就是说，大黄和荷兰猪不是为了给罗序刚出气，而是进入到讹诈阶段。
童大林不知道这些，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决定报案了。
童大林报案是报１１０，由于他在罗序刚大队的辖区，所以案件就分拨到了罗序刚他们大队。罗序刚知道这件事是下午，他刚从局政治部回来，领导找他谈话，正式通知他，局党组已经讨论通过他任大队长，公示过后，局里将正式下文件，这期间，罗序刚主持大队的工作。
中队把童大林被敲诈的案子报上来，罗序刚头上的汗当时就下来。他无法按捺自己，也忘记自己处在“节骨眼儿”上，他说吊眼儿他妈了×的，他是不想活了。说完，就带着几个人去抓吊眼儿。路上，罗序刚的心怦怦直跳，不用手摸都可以感受出来，他想，大概自己没当大队长的命，偏偏在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事，对自己的考验也过于严酷了。现在的情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童大林不仅不是他打击的对象，还成了他保护的对象，不保护他怎么办？如果童大林出了事，追查起来，根儿还在他，尽管他后来不让吊眼儿干了，采取了他所能采取的措施阻止吊眼儿他们干，并且，后来发生的敲诈的事跟他没了关系，可真的出了事，自己毕竟是源头。当然，这个源头在法律上不会成立，罗序刚最初让吊眼儿教训童大林和后来的敲诈案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你总不能看见有人从银行里往外拿钱就抢，还强调别人拿钱诱惑你了。可是，在工作环境中，这个源头就会成立了，人们会把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混淆起来，会认为是他罗序刚导致了一个重大案件的发生，而且，处理不当还会出人命，即便查明了原因，罗序刚虽然不会受到处分，可当大队长总是不太合适吧。人言可畏，大队长的位置有好几个人盯着呢。
有意思的是，童大林最初是罗序刚的仇人，罗序刚要“收拾”他，发展到后来，罗序刚和童大林成了一条线上拴的蚂蚱，一损俱损。道理再简单不过了。童大林出了事，他罗序刚也跟着受损失。所以，罗序刚必须以迅捷的速度破案，保护他的“仇人”童大林。
罗序刚他们很快抓到了吊眼儿。当罗序刚把手铐子扣在吊眼儿手上时，吊眼儿想，完了。１０万元的事罗序刚知道了。可当罗序刚审问他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是大黄和荷兰猪闹的事，他十分积极地配合罗序刚，在当天下午就把大黄和荷兰猪抓住了。大黄和荷兰猪承认自己敲诈童大林，可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提１０万元的事（怕罪行加重？）。警察也找童大林录了两次笔录，他提到悬崖的事，但没提他和小秋的关系，没提罗序刚，也没提１０万元。吊眼儿逃过了一劫。
吊眼儿出来的第二天，他在五星级酒店挥霍了一天，他庆幸自己又躲过一次灾难。不想，水红又来找他。水红死死地纠缠他，他就打了水红一个嘴巴。他告诉水红，我他妈的不是什么警察，是一个无业游民，是一个地痞无赖。水红说好，你厉害……咱们走着瞧！
那天晚上，吊眼儿在酒店里嫖娼，让水红给举报了。公安局治安大队迅速出击，抓了个现行。同时，水红还举报吊眼儿冒充警察欺骗钱财的事，吊眼儿被立了案。罗序刚听到吊眼儿被抓的消息，他只是摇了摇头，这次，他不想保他了。
就在吊眼儿被抓的当天，河南方面也来了消息，在逃的杀人嫌疑人已经抓获。罗序刚松了一口气，堆积在面前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他独自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足足抽了半盒烟。这期间，周倩来找了他两次，没话找话。罗序刚只是点了点头，没接周倩的话茬儿。经过一番思考，罗序刚决定在公示结束前主动辞去大队长的职务，并在那天下班前，他就找了上级领导。
半年后，大队长罗序刚和妻子小秋谈起往事，罗序刚说：当初你没离开老罗（指他自己）是对的，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上哪儿再找老罗这么好的人？小秋说你别臭美了，四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罗序刚说本来吗？我多大度啊。我这样想，小秋毕竟是个单纯的小女孩，不谙世事，犯了错误我要拯救她帮助她才是。小秋立刻大嗓门起来，她说哎罗序刚你别不要脸，你当你是谁呀，你是上帝呀？谁用你拯救？说不准谁拯救谁呢。
说话时，他们正横过马路。小秋挺着怀了孕的大肚子。就在要过马路的一瞬间，被罗序刚给拉住了。一辆车呼啸着过去。“好险啊。”小秋说。罗序刚笑了，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稍不小心就会酿成大错。有时，甚至正确的事情一旦过了点头，就变成了错误。小秋回过头来，她说罗序刚你啥意思？罗序刚说没别的意思，意思是让你小心点。
小秋像当年恋爱时那样，狠狠地白了罗序刚一眼。
农民刘兰香之死
向本贵
向本贵：男，苗族，１９４７年生于湖南农村，历任农民、生产队长、乡干部，现在怀化市文联工作，是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１９９８年，曾挂职乡党委副书记，之后坚持每年回乡村生活。
一
当阳坡村村主任带着县乡两级访贫问苦的领导来到特困户邹大树家的时候，已经中午了。冬日的太阳当顶挂在破旧的茅屋脊上，灰灰的，没有一丝儿暖意。年关快到了，别说吃鱼吃肉吃白米饭，邹大树家连包谷米红薯米也没下锅的。邹大树的女人早早地就起床了，呆坐在自己的家门前，她的心也如那冬天的太阳一样，灰灰的，冷冷的。这几年家景不顺，两个老人长年生病，卧床不起，男人五月的时候在山里做阳春又被毒蛇咬了一口，没有钱治，脚杆子烂掉了巴掌大一块肉，看得见生生的骨头。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至今走路还一瘸一跛。两个孩子读书，张口吃饭伸手穿衣不说，一年还要几百块钱的学费。当阳坡村的经济条件差，交通不便，是县乡出了名的贫困村。一个女人再怎么能干也难撑起这个家庭。欠乡亲乡邻的钱米太多，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向别人借米下锅了。无奈八岁的小儿子饿不过，吵着要饭吃，她才借了两升红薯米回来煮了。
这个时候村主任带着一群县乡访贫问苦的领导上门来了。乡民政委员手里提着一床旧被子和两件旧衣服，一个县民政干部肩头扛着一袋大米，是二十斤重的那种袋子。一个大男人扛二十斤重的东西居然还做作出很累的样子，就像那不是一袋大米，而是一袋子黄金。另一个县民政干部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细皮嫩肉的样子，打扮得也很时髦，提着一壶三斤重的食油，生怕塑料油壶磨破手指头，那手还戴着一只白白的手套。县民政局副局长是这次下村访贫问苦的最大的领导，空着两只手走在人们的前面。他是不能提东西的，他要跟被访问的人家握手，作指示，还要接受人家诚挚的谢意，手里提着东西没法做动作。乡长副乡长手里也没有提东西，他们没有东西提。看望一户贫困户，不会给那么多东西。几个人来到邹大树家门口的时候，村主任就大喊大叫起来：“邹大树，县里给你们家送救济物资来了，有米有油有衣服被子，还有钱哩。”
邹大树这个时候正在堂屋里织草鞋。家里穷，冬天穿不起胶鞋和布鞋，只有织草鞋穿。听得喊，连忙一瘸一跛迎出来。正哭着要饭吃的小儿子也不哭了，从灶屋跑出来看热闹。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多穿得体面的县里乡里的干部，就更别说相邀着到自己家里来。还送了米来，这样一来他就不会饿肚子了。十岁的大女儿比较懂事，只对外面看了一眼，仍然蹲在堂屋剁猪草。
邹大树面对着县里来的几个领导，有些不知所措，对着灶屋喊，“兰香，县里给我们送救济物资来了。”
刘兰香是邹大树的女人，其实她把几个人手里提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她家是一栋茅草房，壁板用指头大的树条子织成，像网一样，四面通风透光。刘兰香没有出来，她在盘算着接了他们送来的东西，该怎么招待他们才行。当阳坡是有名的贫困村，每到年关的时候，乡里县里甚至市里就会下来一些人访贫问苦，给困难人家送几件城里人不穿了的旧衣服，或是装着一百块钱的小红包。然后大家就坐在家里说白话，问一些生产生活上的情况，以示关心。如果是市里来的领导，他们必定还带有扛摄像机的记者，记者们就忙着把他们说话的情景摄进机子里，然后拿到电视里去放。这个时候，这个家庭的主妇就最不好做人了。当阳坡离乡政府二十里，不通公路，全是上山爬坡的茅封草长的小路，领导们能走几十里山路来看望贫苦人家，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他们居然还送旧衣服来，还送钱来。旧衣服不多，钱也不多，但这是领导的关怀，皇恩浩荡呀。能让领导们再空着肚子走二十里山路回城里去？于是，就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钱粮衣服送给哪家困难户，哪家就得出面招待领导。女人们东家借，西家借，体体面面把领导们送走了，自己却提着领导们百里千里送来的几件破旧的衣服直掉眼泪，盘算着怎么还清他们吃下的债。
刘兰香不是小气女人，领导们能走几十里山路来看望我们这些贫困人家，说明领导们的心里还记着我们，不送东西也该给他们办好的吃。可是，拿什么办给他们吃呢。米桶是空白，没杀年猪当然也没有猪肉，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