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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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轻易犯法。《大诰》三编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的记录，也是朱元璋推行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
二、“分封”与“靖难”。 明初的分封 朱元璋为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马队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除一子为皇太子、另一子出生不久即死外，先后分封二十四子为王，又分封一个从孙为王，共有二十五王，使之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以防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镇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镇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谷王朱橞镇守宣府（今河北宣化），辽王朱植镇守广宁（今辽宁北镇），代王朱桂镇守大同，晋王朱㭎镇守太原，庆王朱■（zhān占）镇守宁夏（今银川市），秦王朱樉镇守西安，肃王朱楧镇守甘州（今甘肃张掖），称为“守边”九王。其他诸王分驻内地。为了使诸王发挥作用，朱元璋规定各王府均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共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的势力最大。如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燕王和晋王权力尤高，如中央派来的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均受其节制，甚至朱元璋允许此二王扩展其军事势力，军中事大者方才奏闻。为防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得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朱元璋以为事可万全了，但分封制度却造成分裂和割据，引起骨肉相残。朱元璋一死，分封之祸就降临了。靖难之变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即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炆（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炆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建文帝以为准备停当了，便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是没有成功，燕王朱棣即起兵南下。这时建文帝已无大将可用，因为元功宿将早已被朱元璋除掉，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统兵北伐，又派纨袴子弟李景隆继续讨伐，均被朱棣打得大败。战争历时四年（1399—1402年），结果朱棣得胜，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于宫中自焚死，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明成祖削藩 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他接受“靖难”的教训，首先积极进行削藩。在北方操兵柄的诸王，有的被迁至南方，如宁王被徙于南昌；有的被削去护卫，如代王、辽王；有的被废为庶人，如齐王、谷王，从此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了，军政大权更集中于皇帝。他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部边防，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三、明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经营蒙古地区 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永乐时，鞑靼和瓦剌不断兴兵南侵，因而明成祖曾先后五次率兵亲征，给予了沉重打击。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到建文四年（1402年），始废除元朝国号，改称鞑靼，皇帝改称可汗。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遣使与鞑靼通好，被鞑靼杀死。明即派兵讨伐鞑靼，被鞑靼击败。次年，明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第一次北征，在今鄂嫩河沿岸击败鞑靼主力军，鞑靼归降明朝。明封鞑靼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与鞑靼矛盾严重，曾攻杀鞑靼可汗。后又准备进攻明朝。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第二次北征，大败瓦剌军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瓦剌请降，明封其首领脱欢为顺宁王。鞑靼后来又兴兵南下侵犯明的边区，明成祖连续北征，鞑靼也都北撤，未发生战斗。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是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他病死于归途中。明成祖五次北征，打败了鞑靼和瓦剌，巩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①。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时，恐宁王在后扼制，即胁迫宁王入关，又借用兀良哈三卫兵从征南京。明成祖即位以后，迁宁王于南昌，因为兀良哈兵从征有功，便把大宁割给兀良哈，仍为三卫。把大宁地方割让，是明成祖的一大失策。明成祖以后，兀良哈三卫不断南迁，迁徙到今辽河以西地区，一方面和明朝互市贸易，一方面对明朝叛服无常，不时入边抄掠，成为明朝北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奴儿干都司 在东北地区，主要居住着女真族。明朝初年。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先是明太祖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用以控制女真各部。以后明成祖于永乐二年（1404年）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年），又在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下设许多卫、所，统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明成祖以后，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以后又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对西藏的管理 西藏在明代称为乌斯藏，是藏族居住的地区。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 明朝在西南苗、瑶、壮、彝、傣等族聚居地区，仍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立土官统治，任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做土官。如湖广（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皆有若干土官。土官的机构有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官。此外，又有土府、土州、土县等，设官同于一般府州县。凡土官机构或隶于布政司，或隶于都司，或隶于行都司。土官一般是世袭的，流官较少，容易形成割据势力。有些土官图谋割据称雄，时常叛乱。明朝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乱区的土司废掉，改设流官，这叫作“改土归流”。
四、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措施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上，明初统治者采取了若干措施。奖励垦荒与实行屯田 元末战乱之后，明初荒田很多，人民流亡未归。朱元璋即位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如果现在农户丁少原来田多，不得依前占田。如果现在丁多原来田少，地方官验丁拨给荒田。凡各处荒田均听民开垦作为己业；若原业主归来，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拨补给土地。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①。此外，又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民屯是由政府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政府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又明政府曾在北方府县近城荒地上，招募农民开垦，每人给田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菜，这是募民屯种。民屯与一般的垦荒不同。一般垦荒是人民自行开垦，所垦田为人民自有。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组织，由官督民耕种，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军屯是令军队屯田，积谷自给，以减少政府的军费开支。明初各地卫、所兵士皆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大致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屯田总额达到六十余万顷，所生产的粮食十分可观。商屯是由盐商所举办的屯田。明初为了解决边地军粮问题，即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规定盐商运粮到边地以充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贩盐执照），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这叫作“开中”。以后商人为免去运粮的麻烦及费用，便在边地雇人屯田，就地缴粮，换取盐引，此即所谓商屯。商屯在明初对于供应军粮及开垦边地，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鼓励种植桑棉 明初朱元璋规定全国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凡不种桑者，要交纳绢一匹；不种麻者，交纳麻布一匹；不种棉者，交纳棉布一匹。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农民能再多种棉花，则蠲免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此后凡种植桑枣果树，都永不起科。从此棉花的种植与使用普遍起来，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兴修水利 朱元璋即位后，即命所在官吏陈奏有关水利事宜，并派官员分赴各地，乘农民农隙之时，督修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各处所开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①。明成祖时继续兴修水利，如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使苏、松农田大得其利。又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且建闸调节水量，不仅沟通了南北大运河，而且使许多农田获得灌溉之利。在上述措施之下，明初的荒地无不得到开垦。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天下土田共八百五十余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有余。粮食的产量也大为增加，这从明政府税粮的增长上反映出来，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税粮二千八十余万石，而到洪武二十六年，税粮则增加到三千二百余万石，和元代岁粮总数一千二百余万石相较，约多出一倍半。
2。改革工匠制度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工匠制度也有所变革。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但元朝的匠户完全没有自由，终年被勒令从事于官手工业品的制造，而明代的匠户则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应役时间大为缩短。明代工匠分为轮班工匠和住坐工匠两种。轮班工匠隶属于工部，是各地轮流赴京上工的工匠。工匠轮班制开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每三年一班，期限为三个月，服役完毕即回家。除班期外，其余时间均归自己支配。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地工匠轮班办法又有改变，有的五年一班，有的四年一班，有的三年一班，有的二年一班，有的一年一班。在这种新办法下，五年、四年、三年一班者，可得数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也可得一年休息。唯独苦了一年一班者，往返奔走于道路，没有休息之日。到景泰五年（1454年），全国轮班工匠又一律改为四年一班，此后终明之世不变。轮班工匠完全是无偿服役，不仅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的盘费也要自负。轮班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