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 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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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某种行动方式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但未必就一定是邪恶的。　
　　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来讲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对自己民族作一个估价。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民族用来观察生活的透镜与其他民族使用的是不完全一样的。人们很难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来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它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不管哪一类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便培养一位眼科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　
　　这项工作既要求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又要求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有时会遭到善良人谴责的坚忍不拔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整个人类其实都是心心相印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念，美国人就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念。有时似乎如果世界不是由犹如同一张底片翻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这些善心人的亲善教义就无处安身立命似的。但是，要求用这种划一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如同一个神经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划一，性格无异。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人不在乎存在差别。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使世界虽有差别但却安全，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兰西可以就是法兰西，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再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随时可能临头”的同义词。——译注】，那么在他看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都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由于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会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鼓励保持文化的差异并不意味维持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　
　　来，
　　失去她的英国本色。正是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不同的各代人才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　
　　Section　4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的研究，既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比较宗教研究才是繁荣兴旺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也可以是阿拉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他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致认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时，比较文化研究是不会繁荣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了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的经验。他们既然那样固步自封，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假设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要求他们接受的生活方式的，这就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可期待得到礼遇，在何种情况下则不能，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耻”（耻辱），在什么时候会感到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如何要求。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评论的理想权威，恐怕就是所谓的“市井之徒”了，即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但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这一目标即使达不到，但仍是作者的理想。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再进一步收集证据已没有必要了。例如，谁在何时向谁行了一个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一种公认的习惯性情况，对此谁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确认后，就没有必要再去向一百万日本人查证同样的反映了。　
　　一位学者如果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那么他所面临的任务就远比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他们是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人未必就是“田中”，【日本人的一个常用姓名，此处的含意相当于中国的“张三李四”。——译注】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并没有把“假设”表达　
　　清楚。向美国人作解释，在他看来无疑是多余的劳动。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并不是打算去研究文明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的。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而且他们的主要研究手段是统计方法。他们着眼于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这种有效的手段在美国已经使用得相当完善了。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有多少是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是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也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一个一清二楚以致无人提及的前提：美国人了解美国政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民意测验的结果不过是丰富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而已。试图理解其他国家时，重要的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通过慎重的抽样，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假如我们对这些人关于国家的观念一无所知，那么从这样的民意测验中我们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的街头巷尾或议会里各党派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远比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仅在战时也许另作别论。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同日本人的国家观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亦相去甚远。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他们的观点体现于他们的社会习俗、他们对成功者的评价、他们的民族历史神话和他们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间接的表现来进行研究。但这要求系统的研究。　
　　我们为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往往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详尽细致。如果我们倾注同样的注意力与细致心，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的基本观念颇值得探讨。我确实发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在哪些地方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观念，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那么西方人惯于在日本人的行动中发现的许多矛盾在我眼里就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贯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说明其中的道理。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些措词和概念具有许多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现代题，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德和恶与日本人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战争中的日本人　
　　Section　1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有关战争的正统观念。西方各国不管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如何，仍有某些共同的战争正统观念。因为西方各国同属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包括着战争，所以某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如号召国民倾全力进行战争的某些方式，当遭到局部失败时安抚国民的某些形式，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种规律，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等。　
　　日本人违反西方战争常规的一切做法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是有关他们的人生观，有关他们对人的全部职责的信念的资料。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他们背离我们的正统观念的行为在军事意义上是否重要，这无足轻重；任何一种行为可能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提出了我们必需予以回答的有关日本人性格的问题。　
　　日本人用来为其战争辩护的前提是同美国人的前提截然相反的。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把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行为，日本、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征服行动恣意践踏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或波兰，轴心国都攫取了那里的权力，这证明他们已踏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道路。他们违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或者至少是违反了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可是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和安宁，消灭了盗匪行为，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力和钢铁工业。另据官方统计，日本已使99。5％的青少年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此，根据日本人的等级秩序的前提，日本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弟弟。日本与“大东亚”各国属同一人种，所以在赶走英国人和俄国人之后，它还应该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个地区赶走，并“占据其所居的地位”。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赋予国际等级制度以这么高的价值，在日本的文化里意味着什么。对日本而言，这是创造出来的最适当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各国并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幻想。尽管如此，甚至战败也未能使日本从道义上否定其“大东亚”理想，就是那些好战情绪最弱的战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所抱的目标。在今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