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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修改)-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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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脱口背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听着陈组长毫不”打奔儿“地一口气背完,李真敬佩不已。那优美的古文,那富有音乐感的句式,加上背诵者因为对美文早已烂熟于心,而长长短短、快快慢慢、高高低低、抑扬顿挫地吞吐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他彻底地被感染了。不用渔夫引,怎得见波涛。他走入了那种超然而美好的境界之中。
  在这种境界中探讨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李真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现实面前,在个人政治追求和自身欲望驱使的莫测生涯之中,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真是太难了,因为坏榜样太多,好榜样太少,即使有好的,他也不信,却信坏的,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求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听了苏轼这段古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生,似乎顿有所悟。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捞,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镘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哧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觉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第二十二章
  22、对立面是人民群众
  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
  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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