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 作者:莫言-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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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和尚闭着眼睛，耳朵眼里的黑毛颤抖着，说明了他正在集中精力听我诉说往事。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喝完了鲫鱼汤、吃完了鲨鱼肉饺子之后，妹妹哼唧着要睡觉，老兰也起身要告辞。父母亲慌忙站起来——父亲怀里抱着娇娇，熟练地但也是笨拙地拍着她的屁股——为我们村的非凡人物送行。
黄豹非常及时地进了屋，将大衣披在了老兰的身上。然后他流畅地滑到门边将门拉开，为老兰的出走准备好了道路。但老兰似乎并不急着离开，他好像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的父母交待。他转到父亲的一侧，低下头去，看着我妹妹那张伏在父亲肩膀上的脸，感慨万千地说：“简直是一个模子塑出来的……”
老兰这句含意模糊的赞语一下子使大家的心情沉重起来。
母亲有几分尴尬地干咳着，父亲则别扭地歪着头，试图看到娇娇的脸。父亲含混不清地说：“娇娇，叫大大吧，叫大大……”
老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纸包，插在娇娇和父亲之间，说：“初次见面。讨个吉利。”
父亲慌忙把那个红包掏出来，连声说：“不行，老兰，坚决不行！ ”
“为什么不行？ ”老兰说，“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
“给谁也不行……”父亲可怜地嗫嚅着。
老兰从大衣口袋里又掏出一个红包，直接递给了我，狡猾地眨眨眼，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怎么样，给点面子吧？ ”
我连一丝一毫的迟疑也没有，伸手就把红包接了过来。
“小通……”母亲痛苦地喊叫着。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老兰将两条胳膊伸进大衣的袖子，庄严地宣告，“我告诉你们，钱是王八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他的话像沉重的铅块一样落地有声。父亲和母亲表情木然，目光惘然，仿佛一时解不开老兰话里藏着的玄机。
“杨玉珍，不要光想着赚钱，”老兰站在我家堂屋的门口，严肃地对母亲说，“要让孩子们念书。”
我捏着红包、父亲和娇娇夹着红包，我们事实上已经收下了老兰的红包，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力拒绝老兰的红包，我们心情复杂地将老兰送出了房门。房子里的灯光和烛光从门口突围而出，即刻散在院子里，使我们看清了母亲的拖拉机和我那门还没有来得及搬运到屋子里收藏的迫击炮。炮筒子上遮着一块土黄色的帆布，仿佛是一个具有钢铁意志的战士，戴着伪装，趴在草丛中，等待着长官发令。我想起几天前发出的要炮轰老兰家的誓言，顿时感到心中惴惴不安。我怎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念头呢？ 老兰这人并不坏，甚至还是个值得我崇拜的好汉，我怎么会对他产生那样大的仇恨呢？ 越想越感到有些糊涂，于是就不再去想。也许那只不过是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梦梦，反反正，母亲曾经这样说过，为她自己的噩梦解脱，也曾经为我的噩梦解脱。明天，不，待会儿送走老兰，我就把它搬进仓库，“枪刀人库，马放南山”，天下从此太平了。
老兰走得很快，尽管我发现他走得有些晃荡，但他走得的确很快。也许不是人家老兰先生走得晃荡，而是我自己脚步不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酒后的感觉，也是我第一次获得了与大人平起平坐的权利，而且我的第一次与大人平起平坐竟然是与非同凡俗的老兰先生在一起，这真是巨大的荣耀。我感到已经步人了成人的世界，将丰收、平度、皮豆等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傻家伙们远远地抛到了少年的门槛之内。
黄豹已经把我家的大门拉开了，他机警的神情、矫健的脚步、轻捷准确的动作让我敬佩不止。在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在房子里围炉吃酒，他却站立在室外的寒风里，站立在尚未融化完毕的雪里，神经绷紧如即将离箭的弓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止坏人的偷袭，防止野兽的侵入，保卫着老兰的安全，连我们这些跟老兰一起吃酒的人也享受着他的保护。这样的牺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但要担当保卫任务，还要竖起耳朵，分出心思，一刻也不敢懈怠地听着老兰的巴掌声。巴掌一拍，他马上就会无声无息地、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老兰的身边，接受老兰分配的任务，然后就是雷厉风行地、不打折扣地、不讲价钱地、坚决地、彻底地去将老兰的命令贯彻实施。譬如老兰要鲫鱼汤，在那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只用了半点钟，就把鲫鱼汤端到了我们的圆桌上。仿佛这盆鲫鱼汤一直在某个距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的炉火上炖着，他去了，端起来就走。走到我家时，那盆汤还是热气腾腾，如果匆忙就喝，会把口腔和舌头烫伤。放下了鲫鱼汤他转身就走，鲫鱼汤还没凉他就端着一盆鲨鱼肉的水饺回来了。自然也是热气腾腾的，仿佛刚刚从滚水中捞出来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神奇，不可思议，用我的经验根本就无法子解释。这简直就像传说中的皮猴子精的“大搬运”一样。他端着饺子进来时，神色宁静，手不颤，气不喘，仿佛那煮饺子的地方距离我们的圆桌只有一步之遥。放下饺子他抽身就走，突然来到突然消失，如一个善使隐身术的大师。
当时我就感慨万千地想，我如果努力，很可能成为老兰这样的人，但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成不了黄豹这样的人。黄豹是天生的侍卫，如果时光倒流二百年，他应该是大清朝皇帝的御前带刀侍卫，是真正的大内高手啊，可惜他生不逢时。他的存在，就是要唤起我们的古典情怀，让我们重温那些逝去的历史，并让我们对历史中的传奇与传说持深信不疑的态度。
我们站在了大门口时才发现，有两匹黑色的高头大马，拴在街边的电线杆子上。半块月亮在天边暗淡无光，满天星斗灿烂。马身上反射着小星星，马眼睛是闪光的夜明珠。看着它们高大的身影，尽管我还不能完全地领略到它们的英姿，但我已经感觉到了它们不是凡马，不是凡马就是天马。我感到热血澎湃，心潮激荡，很想扑上前去，搂着马脖子爬上马背，但老兰在黄豹的扶持下已经翻身上马，黄豹也一个鹞子翻身飞上马背。
两匹马相跟着，驮着两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沿着村子正中的翰林大道，先是小跑，然后就是疾驰，如同两颗璀璨的流星，片刻间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只留下一片清脆的蹄声在我们的耳边萦绕。
精彩啊精彩，这个夜晚实在是神奇无比，无比的神奇这个夜晚，是我来到了这个人世间最值得反复回忆的夜晚。这个夜晚对于我们一家的重大意义在后边的岁月里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我们呆呆地立在那里，仿佛几棵树被冻结在辉煌金秋的印象里。
小北风飕飕，从我的脸上刮过，因为有酒垫底，皮肤充血发热，所以我感到十分舒服。我的父母是不是也感到十分舒服呢？ 当时我不知道，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后来我知道了我的母亲属于燥热型酒徒，如果是冬天，她就会边喝酒边出汗边往下．脱衣服，脱了外套脱毛衣，脱了毛衣脱衬衣，脱到衬衣不再脱。
后来我知道了我的父亲属于畏寒型酒徒。他越喝身体越畏缩，越喝脸色越白，白得好像一张封窗的纸，也像一片刚刷了石灰的墙皮。我看到他的脸上突出了一层小疙瘩，好似褪了毛的鸡皮。我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碰撞的声音。父亲喝酒到了火候，就像发疟疾的病人寒潮到来。就像我的母亲喝酒喝到火候，即便在三九寒天也会大汗淋漓一样，我的父亲，即便是在六月三伏，只要喝多了酒，也是寒战不断，犹如过了霜降之后，在黄叶落尽的柳树梢头苟延残喘的寒蝉。那么，由此推测，在这个对于我们家意义重大的夜宴之后我们到街头上去为老兰和黄豹送行时，那飕飕的小北风，刮到我母亲脸上，会让她感到十分地舒适，同样的小北风刮到我父亲的脸上，就会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简直就像用小刀子剜肉也似，简直就像用蘸了盐水的鞭梢抽打也似。妹妹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妹妹没有喝酒。
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彻底沉没，大地陷入黑暗。但大道对面的会场上却是一片灯火。豪华的轿车，络绎不绝开来，车灯明灭，喇叭歌唱，一派富贵景象。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时髦的小姐和尊贵的先生。他们多半穿着休闲的服装，看似普通平常，但都是昂贵无比的名牌。我嘴巴里讲述着陈年往事，外边的情景也尽收眼底。灿烂的礼花在空中绽放那一瞬间，庙堂里一片辉煌。我看到了大和尚仿佛镀了一层黄金的脸，感到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是一具涂刷了金粉的木乃伊。礼花在空中连续绽放，隆隆的炮声滚滚而来。每一簇礼花的绽放都会引起仰脸观看的人一阵惊叹。大和尚，就像礼花一样——迷人的时刻总是转瞬即过，痛苦的时刻总是分秒难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迷人的时刻无限漫长，因为它总是被经历者反复地回忆，并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使之丰富，使之膨胀，使之复杂，使之成为一个进去了就难以出来的迷宫。痛苦的时刻因为痛苦，经历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它，即使不慎相遇，也尽力地想法逃脱，实在逃脱不了也尽量地淡化之，简化之，遗忘之，最后使之成为一团模糊的轻烟，一口气就能吹跑。这样，我对那个夜晚的流连忘返的描述就找到了根据。我舍不得往前走。
我舍不得满天星斗、舍不得小北风的飕飕、舍不得被星光照耀着的翰林大街，更舍不得那两匹大马留在街道上空的美好气味。我的身体站在自家的大门前，但我的灵魂已经跟随着老兰、黄豹和那两匹幻影般的大马而去。如果不是母亲拉我，我会在街上一直站到天亮。经常听人说灵魂出窍的故事，我原先以为那是迷信，是瞎说，但在那盛宴过后、大马飞驰的时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灵魂出窍的滋味。我感到我从自己的身体内钻出来，好像小鸡啄破蛋壳出世。我的身体柔软，轻如鸿毛，地球的引力对我几乎没有作用。我的脚尖只要一点地，身体就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在这个新我的眼睛里，北风有了它的形状，仿佛在空中流淌的水，我可以自如地将身体俯卧在风上，由它托着游走，收发自如，随心所欲。有几次我的身体眼见着就要与大树相撞，但我的意念一到，风就高高地把我托举起来。
有好几次我眼见着无法避开迎面撞来的墙壁，但意念一到，我的身体就缩成一张接近于透明的薄纸，从墙壁的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的缝隙中穿了过去……
母亲强行把我拖进了家门，在大铁门被关闭时发出的铿锵声里，我的灵魂才不情愿地回归原位。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当我的灵魂归来时，我感到头脑里一阵冰凉，那感觉类似于一个在外边冰冻了许久的孩子钻进了热被窝，这也是灵魂存在的证明。
父亲把已经睡熟的娇娇送到炕上，然后把那个红包交给了母亲。母亲打开红包，显出一沓百元大票。数一遍，十张。母亲显出惶惶不安的样子，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往手指上啐了一口唾沫，又将钱点了一遍。还是十张，一千元。
“这见面礼，也太重了点，”母亲看着父亲说，“这叫我们如何担当得起？ ”
“小通那里还有呢。”父亲说。
“拿过来。”母亲仿佛气呼呼地说。
我不情愿地将红包交给母亲。她照老样子先粗点了一遍，然后又啐唾沫濡湿了手指仔细地点了一遍。也是百元的大票十张，一千元。
在那个年代里，两千元可是一笔巨款。所以母亲只要一想起借给沈刚眼见着血本无归的两千元就悲愤难平。那时买一头能拉独犁的犍牛也不过七八百元，而一千元，足可以买一匹拉大车的骡子。也就是说，老兰给我们兄妹的见面礼足值两头大骡子。在“土地改革”的时代里，家里如果养着两匹大骡子，绝对会被划成地主成分，而一旦成为了地主，苦难就对你敞开了大门。
“这可怎么是好？ ”母亲紧蹙着眉头，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样低声地念叨着。她的两只胳膊僵硬地往前伸着，脊梁也有些弯曲，手里捏着的仿佛不是两沓钱，而是两块沉重的砖头。
“要不，”父亲说，“退回去吧。”
“怎么退？ ”母亲用烦恼的口吻说，“你去退？ ”
“让小通去，”父亲说，“小孩子没脸没皮，他不会怪罪……”
“小孩子也有脸有皮。”母亲说。
“你决定吧，我听你的。”父亲说。
“只好暂且留下了，”母亲愧疚地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