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冯德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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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大家的，斗吧。”江合回答道。
　　接着，又确定动员四家富农拿出一部分田地和山峦；研究了斗争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支委会决定明天召开党员大会，在党内统一认识，然后充分发动群众，大后天就开始与地主阶级短兵相接的战斗。
　　散会时，曹振德对水山说：“多加点岗哨，注意监视，不要动草惊跑蛇。”
　　“没问题！”江水山拍着腰间的驳壳枪，“民兵们听说干地主，劲头可足啦！反动派一个跑不掉，东西也藏不了！”
　　父亲死的那年，江水山十二岁。当时的情景，至今他还记得很真切。
　　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初四，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区委员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揭竿而起，被苛捐杂税、残酷的压迫、剥削逼得在死亡线上喘息的人民，纷纷响应，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一夜的工夫，黄垒河沿岸七八个村庄就燃烧起来了。这火种是江石匠从昆嵛山中接来的，他成了这几个村子的党的领导者。水山记得很清楚，漆黑的夜里，狗吠四起，街上人声鼎沸。他和母亲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上一看，只见火把密竖，照得大街通亮，人群围在十字路口，听一个人在讲话。那声音象敲击古钟发出来的，高亢洪亮，激荡着人的肺腑。水山一听就知道讲话的是他父亲。
　　江石匠站在高高的碾盘上，腰插短枪，身背大刀片，紫红的刀穗缨在火光中闪耀。他激动地向人群呼喊道：“乡亲们！抬起头来，看清俺们是谁！那些坏蛋叫共产党是‘共匪’，是红鼻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你们瞧瞧，俺江石匠就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咱们穷哥们的骨头……”人群哄乱着，叫嚷着……江石匠讲过反抗压迫和剥削、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打倒日本鬼子与收复东北三省的道理以后，接着抽出大刀片，举在半空叫道：“走，想活下去的就跟俺们干！去把区公所收拾掉！走啊！乡亲们！”
　　江石匠和他的一组党员，领着跟上来的群众，当夜攻垮区公所，枪杀了无恶不作的区长。起义的人们缴到了武器，又收拾了乡政府。当时的乡长是山河村蒋子金的父亲，这个依仗官势、血债累累的地头蛇，被暴怒的人们活活地埋进沙坑。第二天早晨，当山河村的人们刚出门，眼睛立时睁大了。在旭日东升的晴空里，在村中间小学校的高屋顶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旗帜上绣着黄色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九个大字。
　　鲜艳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的红旗只高扬了一天。当日夜半，官兵包围了山河村。江石匠掩护同志们冲出了敌人的封锁，他攀上屋顶，将红旗扯下裹在腰间，准备冲出。不幸，石匠身中两弹，从房上翻滚下来。曹振德和江合发现了他，将他送回家里。
　　官兵在地主分子的指引下，挨门逐户搜捕，情势危急。水山帮母亲把父亲藏进菜园的草垛里。敌人来抓未获。住了几天，敌人搜捕更紧。蒋殿人奉组织的指示，要把江石匠送到山里去躲避。
　　就这样，蒋殿人把江石匠背走了，交给了组织。
　　过了一个月，江石匠在山里和别的七个党员一起被敌人逮捕了。又过了七天，牟平县城楼上挂起的标着“共匪魁首”的头颅中，有一颗是江石匠的。
　　这次席卷昆嵛山、黄垒河的红色风暴，被统治者疯狂地扑灭了。血腥的屠杀持续了大半年，仅山河村就被枪杀九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鲜血，沐浴了巍峨的昆嵛山，染红了壮丽的黄垒河。
　　一粒种子落地，万颗粟米归仓；一人洒鲜血，万人动刀枪。人民没有被屠刀吓倒，山草越割越旺，河水越堵越大，共产党的威望越传越广，影响日益加深。在屋顶上的红旗被敌人的淫威拔掉了，但红旗已插在劳动人民的心上，和他们的心成了一个颜色，这是永远也拔不掉的。
　　水山母子苦熬岁月，仇恨的种子早早地在孩子心中扎了根，水山变得刚强而易于激怒。好几次，他拿起父亲的大刀要冲出去，都被母亲的眼泪拦住了。母亲由于过惨的打击和为丈夫、儿子流出太多的眼泪，身体非常衰弱，她的眼睛朦胧起来，天一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每到江石匠殉难的日子，水山母亲就将丈夫的牌位捧到桌上，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那面红旗放在牌位前，叫儿子磕几个头，她自己流着泪数说一番难熬的日子，然后告慰死者，她会使儿子长大成人……过了四年，江石匠和千百个革命者的血液染红过的红旗又展开了！江水山把那面绣着“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黄字、有两个弹洞、洒着烈士鲜血的旗帜，更高地插在屋顶上。这次它不再是飘扬一天了，而是永远地飘扬下去。
　　人民的武装——八路军来了，江水山立刻要参军。母亲没说什么，默默地给儿子打点好行装，吩咐儿子跪在父亲的牌位前，她含着泪，声音颤抖地说：“水山爹，要是你真有灵就听着：儿子总算给你拉扯大啦！我不忍心他离开妈，可知道你会骂我，就随你的心愿吧！”
　　多年积压的深仇大恨，象火山的岩浆一样从江水山的身上爆发了！他紧握党交给他的武器，在敌人身上显威。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日子，江水山觉得刚刚才开始，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多。他不知道一切，只知杀敌人，拼命地杀！受了伤，倒下去，又爬起来，杀敌人，拼命地杀！他又受伤，倒下去，又爬起来，冲上前……直到攻打县城的激战中，他率领全排首先突进城，为炸毁敌人的中心碉堡，只身冒着暴雨般的子弹上去送炸药，爬到半路被敌人打倒，只觉一阵酥麻，接着全身象着了火一样高烧……他挣扎着往前冲，但只迈了几步，就不省人事了。
　　江水山躺在医院里，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医生告诉他，必须截去左胳膊才能保住生命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找我的上级！”
　　团政委策马飞奔而至，紧紧握住他的屡建战功的排长的手。
　　江水山望着政委，急切地问：“政委！少只手，还让我打仗吗？”
　　政委望着他中了毒弹的左臂，感情起伏，迟疑着。医生冲动地说：“同志！你现在是生命问题，先不要考虑其它……”
　　“什么？”江水山愤怒地向医生喊道，“要我放下枪，不革命，还不如死了好！我不治。”
　　“水山同志！”政委激动地说，“少只手一样能拿武器，一样干革命！听党的话，一切听从医生。”
　　就这样，江水山没呻吟一声，截去了左臂，伤口没完全好，他就吵吵要出院，一个劲儿地跟院长磨。医院没法，只好让他带着绷带出了院。那天，他刚出院，就跑到政委跟前，兴奋地说：“政委，写介绍信吧！”
　　“哦，信是要写的……”政委沉着地看着他左面的空袖子。“快写吧，政委！”江水山催促着，“我要赶快回连去！”“你到哪去？”
　　“归队呀！”江水山很奇怪政委的发问。
　　政委和蔼地微笑着说：“水山同志，组织上决定要你复员……”
　　“复员？”江水山大惊，简直象霹雳贯耳，“政委！叫我——复员？”
　　“是的。根据你残废的情况，是不能继续留队了！”政委带着痛惜的语调说，接着又提高声音，“但是……”“但是什么？我不听！”江水山第一次在领导面前激烈地咆哮起来，“政委，叫我回家不如枪毙了我好！”他接着，撕下左肩的绷带，狠狠地摔到地上：“妈的，都为你……”
　　政委站着，静静地看着他，无声息地叹了口气。等战士发过火之后，他严肃地说：“江水山同志！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哪！这是对待组织决定的态度吗？啊？”
　　江水山怔住了，紧望着政委那亲切而又严峻的面孔，接着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伏到桌上呜咽起来。
　　团政委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位战士的眼泪。他象父亲对孩子一样抚着水山的肩膀，疼爱地说：“水山，你不能任性，要好好想想。党的决定不是随便做出的，可以说，党知道他的战士的心情，比我们自己不差些……”他弯腰拾起地上的绷带，给水山绑扎。
　　江水山推开政委的手，抽泣地说：“可是，政委！你在开头答应我，没有左手一样干革命，现在你又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我丢命也不丢手！”
　　政委又给他扎绷带，口气深沉地说：“不，水山！我没变卦。我现在还认为，你能一样干革命……”
　　“政委！”水山突然停止啜泣，惊喜地叫道，“把我留队？”政委沉思着，忽然说：“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你知道二营张营长吗？对，你认识，全团闻名的战斗英雄。去年，他的眼睛被敌人的流弹夺去了！试想想，这对一个人是多么痛苦呵！前几个月，他伤好后找人扶着来找我，见面就问：‘政委！告诉我，以后怎么工作？’这样的好同志，双目失明了，谁不心疼啊！我们安慰他，复员回村后能做多少工作做多少，生活有政府照顾……前几天张营长所在的县人民政府来信了。信上说，张营长回到地方以后，听说一些盲人以说唱或算命卜卦维持生活，他就想，把这些不幸的人们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策不好吗？于是，在组织的支持下，咱们这个杀敌的英雄张营长，过去连歌都不爱唱，现在学会拉胡琴、唱曲子了。他成了全区盲人宣传队长，把党的政策、战争形势编成小唱，走遍全区，到处宣传，作用很大！”政委停顿下来，扎好了水山的绷带，又感叹地说：“也许有人看不起这种事。张营长一开始和盲人们一起弹唱，也听到一些人的冷言冷语。那些人说，一位革命好多年的营长，眼睛都为打仗丢了，落到这样的地步，多可怜啊！可是张营长大声回答：‘不，我不可怜！不论做什么事，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点力，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光荣、最喜欢的了！’水山，你说张营长不是在革命吗？”
　　“是！真是好样的！”江水山激动地回答。
　　“你还对复员有意见吗？”
　　江水山难为情地垂下头。
　　“想通就好。”政委缓慢地说，“干革命不一定在军队，军队仅仅是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眼前它确实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解放区的巩固，我们就会失去后盾，失去支援，也就很难消灭敌人。”“政委，我听党的话，向张营长学习！”江水山从心里发出坚定的声音。他又恳求道：“我还有个要求，政委！允许我带走我那支枪。”
　　政委笑着说：“你的枪已交新排长用了，这里……”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支带皮套的驳壳枪，“水山同志，这是组织对你的奖励，也是对你的信任！”
　　江水山欣喜若狂地接过去，激动地说：“谢谢政委，感谢党！”他又难过地垂下头：“我刚才的情绪真不对头。”“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见怪。”政委慈祥地笑着，苦口地嘱咐他的战士……
　　在疆场杀敌四年多，水山第一次回到母亲跟前。老母亲把干涩的眼睛擦了又擦，端详着长得又高又壮的儿子，喜得热泪横流。可是，当她抖嗦着双手从儿子脸上摸下来，揪住他左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时，老人浑身一震，一连摸了好几遍，接着又象明白了什么似的，问：“水山，你和妈耍么迷？”她还以为儿子象小时一样顽皮，把胳膊缩进去了。但话一出口，立刻醒悟那是错觉。她忍不住失声哭了。
　　江水山没理会母亲的悲哀，轻松地说：“妈！抗战胜利了，我也回来啦，你还哭什么？”
　　母亲不理，哭得更厉害。水山有些烦躁地说：“真气人！妈，有多少人为革命牺牲了，我要是也死了怎么办？少只胳膊没有关系，一样拿枪……”
　　“住嘴！傻东西，不说吉利话。你不叫妈活啦！”母亲恼怒地哭喊道，瞅着儿子除了个小包外唯一带回的东西——腰间皮带上的驳壳枪，说，“你还没打够仗？鬼子都跑光啦，你再打谁去？”
　　江水山握着枪柄，响亮地回答：“不，妈！日本鬼子完了，还有别的反动派。不但咱中国有，世界上还有的是。枪，我这辈子怕放不下啦！”
　　复员回村快两年了。江水山的生活习惯、身上装束，几乎全和在军队上一样。开始他老穿军装，直到破得再不能穿了，才换上便衣。他留下一套半新的军装，只在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或遇上节日、出门开会才穿。这已经是村里人都知道的江水山的习惯。那支驳壳枪是行走不离身，睡觉也枕着它。
　　江水山回来后就当了民兵队长。他把民兵训练得真可以和正规军比一比。在全县的射击竞赛中，山河村得第一名。去年土改，他只要了一点地，可以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他是一等残废军人，但从不领残废金、救济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