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从上海到延安-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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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他乡遇故知”——康生
　初识毛泽东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约法三章”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

　　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

　　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

　　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

　　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1938年8月13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