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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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以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为榜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火热的胸膛迎向了机关枪的暴风雨。他们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发起暴动夺取银城。
当杨楚雄团长稳坐钓鱼台，胸有成竹地在银城筹集军饷的时候，高山场以陈狗儿为首的农民赤卫队，率先解除了地方团防的武装，砍下了老财高炳辉的头，杀了高家所有的男人，分了高炳辉的粮食和家财，并且又用一根麻绳把高炳辉的头发拴起来，吊在一根竹竿上四处游街。所到之处无不观者如堵，山摇地动。陈狗儿把从高家缴获来的一支驳壳枪，插在敞着怀的腰带上，头上扎了赤卫队的红布条标志，手中提一把系了红缨的雪亮的鬼头刀，带头喊了许多打倒土豪，打倒军阀的口号。喊到酣畅处，他把宽大的鬼头刀朝胸前一横，那姿态颇像戏台上一个叫板的黑脸武生：
“个老子张献忠再世！要把老财斩尽杀绝！”
陈狗儿说到做到，所到之处无不斩尽杀绝。于是，便有许多血红的人头吊在麻绳上，像过年的灯笼一样穿遍四邻八乡的大街小巷。于是，祖祖辈辈受尽饥寒和压迫的农民们，像迎来节日一样的迎来了暴动。暴动前敌指挥部的最大的担心竟如此轰轰烈烈的迎刃而解，使五十七位共产党员深深的为自己的低估群众而惭愧，以至于有人提议召开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党的会议。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个功勋卓著的陈狗儿，除了斩尽杀绝分财分粮之外，有一天在把老财家的男人杀光之后，又把所有的女人们赶进小姐的闺房，先逼着女人们描眉抹红涂粉擦香，又逼着女人们再把衣服一齐脱光，然后，陈狗儿大笑着把雪白的太太小姐们挨个都“尝了一遍”，并且论功行赏，叫他的队员们和他分享。暴动前敌指挥部得到消息十分震惊，没有想到最革命最坚决的陈狗儿竟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决定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并且对陈狗儿严正警告：这种流寇行为绝对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苏维埃的原则，此类事件如再发生严惩不贷。居功自傲的陈狗儿大为不快：
“啷个这样哆嗦呦，又要杀人，又要啥子布尔克、苏维埃哩！”
终于有一天，陈狗儿在把属于土豪老财的太太小姐们尝了一遍之后，又把属于贫农雇农的厨娘和女仆们也尝了一遍。暴动前敌指挥部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敌我不分，无法无天的行径。他们当即派出代表，决定立即接管陈狗儿的赤卫队，撤销陈狗儿的队长职务，并且要就地禁闭以做效尤。可是派出的代表还没有赶到地方。就丧身在机关枪的暴风雨里。在所有的农民赤卫队中只有陈狗儿的队伍抵抗得最为惨烈，最为英勇顽强，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队长陈狗儿负伤被俘。
很久以后，人们早就忘记了这次暴动，也忘记了陈狗儿这个名字。耕牛晚归，稻菽翻浪的安详中，常有精灵般的白鹭伴着晨风昏雨，温柔地降落在这片当年横尸遍野，而今五谷丰登的田野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银城暴动，最后以三千八百多个农民被枪杀和游街砍头而告结束。那五十七位共产党员无一幸免，他们的头颅被割下来分挂在五个县城的城门上，历时整整一年，直到头发脱落肌肉腐烂，变成五十七具骇人的骷髅。为了复仇，也更为了使造反者永远丧失反抗的勇气，胜利的一方把活捉到的暴动总指挥赵伯儒，和那个名震四方传奇式的陈狗儿押到银城，又另外押来十名赤卫队的农民陪刑，在银城老军营的校场对面．依山搭起行刑的高台。行刑的那天倾城而动，人们都想一睹传奇式的陈狗儿临刑的风采。头一个被处决的当然是被痛恨最深的陈狗儿。他们把剥光衣服的陈狗儿赤条条地绑在木桩上，命令刽子手用一把牛耳尖刀割下陈狗儿那个硕大的生殖器。五县乡绅对于这个竟然无数次的尝遍了小姐太太们的器官，所充满了的具体而又刻骨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什么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这类既拗口又难懂的洋玩意儿。随着一阵锋利而冰凉的巨痛，陈狗儿血淋淋地丧失了男性，看着那一堆无用的肉被扔在地上，陈狗儿狂骂不止：
“个老子够本儿了，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老子就是布尔克！老子就是苏维埃！老子就是要造反……个老子张献忠再世，转世再来还是张献忠，还是斩尽杀绝……”
这拼着性命临终前最后的叫骂，嘶哑，僵硬，劈裂，早已变得不像是人的呼喊。接着刽子手又用那把尖刀割下陈狗儿的舌头，说不成话了，可陈狗儿还是怒目圆睁在木桩上挣扎着扭动着，把一口一口的鲜血愤怒地喷射出来。谁都看得出他还在咒骂，那扭动挣扎和咒骂，一直等到刽子手把一颗心脏热气腾腾地捧在手上时才骤然停止下来……一时间全场骇然，来杀人的，看杀人的，都被陈狗儿这惊天动地的愤怒所震撼。
一九二七年的初中学生李乃之眼睁睁看着陈狗儿血淋淋地骤然停止了叫骂，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启蒙老师赵伯儒被押上台来：身着长衫，鼻架眼镜的赵伯儒还是像往常一样的从容，平静；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朴素，儒雅；但是当老师举起戴着镣铐的手拢起垂在眼前的散发时，在散发的后面赫然露出了一个失败者的憔悴和苍白。接着，老师转过身，对着陈狗儿没有了心脏，没有了舌头，没有了生殖器的凌乱而淋漓的尸体，深深地行礼鞠躬。接着，老师举起手，环指着刑场对面前来等着看他怎样受刑而死的人山人海说道：“劳苦大众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接着，他举起拳头。在锁镣的叮当声中呼喊：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乃之听懂了。这句李大钊的名言，他在银城中学的“青年读书会”里，曾许多次的听赵伯儒讲过念过。只是他从没有想到那个书本里和课堂上诗一般昂扬的理想，会像今天这样悸动在淋漓的鲜血之下。
接着，三个刽子手走上台来，两人拧住老师的手臂把他按在一只又脏又大的木墩上，一人高高地举起一把宽大的斧头，在一声钝响之中砍下了老师那颗满装着知识和理想、满装着主义和真理、满装着诗句和激情的头颅。他们像宰割牲畜一样宰割了从容和平静，宰割了朴素和儒雅，把李乃之的理想流放在茫茫血海之上。当李乃之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头颅和着一股喷射的血浆，“咚”的一声从木墩上跌落下来时，猝然昏死在人群当中。后来，当他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他也面对着死刑的时候，李乃之终于学会了老师的从容和平静。
杀了陈狗儿和赵伯儒以后，刽子手们又把那十个农民赤卫队员绑在十根木桩上，每人背后又用铁丝固定了一只装了煤油的铁皮桶，随着十支熊熊燃烧的火炬投进铁桶，在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十个活人变成十堆嚎叫的烈火。人们毛骨悚然地目睹了一幅活生生的进地狱的惨景……两天以后，有人看见那十具半焦的尸体还在焦黑的木桩上吓人地痉挛着抖动。
其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银城暴动最大的胜利者是杨楚雄。当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农民赤卫军之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把自己军饷的来源深深地扎根在银城上千口盛产井盐的盐井之中。有了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他的军队很快由一个团扩充为一个师，继而又扩充为一个军。数年之后，当蒋校长一统天下，收编各路诸侯为国军的时候，杨楚雄顺理成章地荣膺中将军衔。
三
一直等到很晚的后来，李京生才查清楚，父亲李乃之生于大清宣统二年，这一年岁次庚戌，生肖属狗。那时的中国人还不习惯用公元一九一零这样的洋字码计算年月。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料到，宣统皇帝是自秦始皇以来两千一百三十一年帝制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二年是这两千一百三十一年最后结尾处的一点时间。
大清宣统二年，中国人还不习惯的公元一九一零年，旧历九月二十九，银城牌坊街李三公的宅院里，随着一个男婴呱呱落地，全家上下顿时松了一口气。九思堂李氏三门子孙满堂，惟有李三公这一门连生了三个女儿还没等来儿子，去年偏又大女夭折，叫人平添许多盼子的焦愁，如今终于喜得贵子，后继有人，真乃天解人意。李氏家族的祖先们为自己的后代选定了十个字作为代代相传的排辈顺序，这十个字是：“操、世、为、仁、道、学、乃、身、之、宝”。李三公大喜之际乘兴为儿子取名乃之。在所有堂兄弟当中李乃之排行第九，乳名便随口叫了九哥。所谓幺老辈里出掌门，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照老样子的过法，那么等到比九哥大得多的兄长们去世以后，九哥就会变成辈分最高的九公．就自然而然的会成为李氏家族的掌门人。
事实证明，李三公的沾沾自喜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果然，儿子刚刚过了满月，李夫人产后染疾猝然而去。一年之后，李三公自己竟也久病而死。先是挥霍无度，后又困顿病榻的李三公虽然一心盼望后继有人．但他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多少可以继承的遗产，只有三口产量日衰的盐井，十亩水田，一幢宅院。李三公临终前托孤李乃敬，说是同姓同族同根所生，从此往后长兄如父，但看在死人的情面上，抚养三公留下的弱女独子；三公虽然身赴黄泉，心犹不死，九泉之下也要睁起眼睛看着儿子乃之长大成人。李三公撒手而去，扔下三个孤儿面对着一个没有了父母的家庭，和一个刚刚没有了皇帝的风雨飘摇的时代嚎啕大哭。
三口盐井逐年枯竭，十亩水田逐年变卖，一幢宅院逐间抵押，等到李乃之在银城中学读书的时候，虽然每天放学回来还是要走牌坊街，还是要绕过那株枝叶如云的五百年的古槐，还是要穿过全银城最高大威严的两座石雕牌坊，才能拾级而上跨进院门，但他已经慢慢地觉出，大门两边石狮子的脸色越来越冷淡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李紫痕、李紫云、李乃之三个同胞姐弟中，姐姐李紫痕的年龄已经二十四岁。早已超过了待字闺中的界限，也早已超过了堂兄李乃敬的忍耐极限。为了照护弟弟、妹妹，为了勉力维持这个没有父母的家，李紫痕一连退去五门婚事。这位眼看老在家里的姑娘，渐渐成了银城人口头上的一个话题。许多年以来，李紫痕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像一头母兽一样拚着性命挡着世人的冷眼和话题，挡着族长李乃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看护着弟弟和妹妹。当李紫痕终于看出弟弟为了自己的处境，犹豫再三不愿离家求学的时候，她竟做出一件叫李氏满门的男人们都瞠目结舌，叫银城街头巷尾的女人们都肃然起敬的事情来。等到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李乃之因为“大特务”、“大叛徒”的罪名被关进“牛棚”，接受群众专政，当他收到姐姐在老家牌坊街的祖宅内死去的噩耗时，老泪纵横之际，眼前浮上来的竟是姐姐那张被她自己用香火烧出来的满是伤疤和泪水的伤脸……
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那场转瞬而发的暴动，又在转瞬之间被镇压下去。当共产党员赵伯儒的头颅还被悬挂在城头上的时候，银城人已经又像往年一样，早早忙碌着旧历年的事情了。性急的孩子们早已经又噼噼啪啪地把爆竹扔进凝滞闷重的岁末之中。由于银城中学成了这次暴动的心脏，出钱办学校的董事们在赵伯儒被杀之后，决定遣散教师宣布停学。尽管赵伯儒临刑前说过“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但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银城五县的共产党员还是被斩尽杀绝了。面对着那一片空白，和制造空白的恐怖，李乃之痛不欲生。可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李乃之还不懂得化悲痛为力量的辩证法，满腔悲愤无以倾诉，他只好在自己的书案上为老师竖起一块祭奠的灵牌。雪白的牌上是漆黑的字：先师赵讳伯儒之位。灵牌前面是两支清泪斑斑的白蜡，一炷哀丝难断的线香。在这之下摆着老师送给自己的几册书籍：鲁迅的《坟》和《呐喊》，刘半农的《扬鞭集》，李大钊的《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两册老师在北大做学生时珍藏如宝的由陈独秀先生主编的《新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银城的那场彻底地屠杀，就这样制造了一个还不懂得化悲痛为力量的悲愤青年。
后来，李乃之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并严格按照“副部级”的规格和等级拟定了仪式和悼词。当父母双亡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妻子、丈夫，与当年“五七”干校“大叛徒李乃之专案组”的全体成员，统统共聚一堂，在那支所有的人都共用的哀乐声中共同化悲痛为力量的时候。看着杀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