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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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见昨天的那场恐惧就是这么来的。最可怕的是想到，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当真几乎毁了，几乎毁了自己。可见，除了租房子和问起那摊血，这个人不可能说出任何别的东西。可见，除了这些呓语，波尔菲里也没有掌握任何事实，除了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心理状态，波尔菲里那里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证据。可见，如果不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不应该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了，不应该了，不应该了！）那么……那么他们能拿他怎么办呢？即使逮捕他，又能用什么来彻底揭穿他呢？而且，可见波尔菲里只不过是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得知租房子的事，而在这以前，他并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您今天去对波尔菲里说……说我去过那儿吗？”他高声问，这个突然产生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
“哪个波尔菲里？”
“侦查科科长。”
“我对他说了。两个管院子的当时没有去，我去了。”
“今天？”
“就在您去以前不多一会儿。我全都听见了，什么都听见了，听见他是在怎样折磨您。”
“在哪里？听见了什么？什么时候？”
“就在那里，在他的隔板后面，我一直坐在那里。”
“怎么？那么您就是那个意外的礼物吗？这是怎么回事？
请您说说吧！”
“我看到，”那个小市民说，“那两个管院子的不听我的话，不肯去，因为，他们说，时间已经太晚了，大概，局长会生气的，因为去得不是时候，我心里很气，气得睡不着觉，于是就去打听。昨天打听清楚以后，今天就去了。头一次去的时候，他不在。过了一个钟头再去，不接见，第三次去，才让我进去。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向他报告了，他在屋里跳了起来，还拿拳头捶自己的胸膛，说：‘你们这些强盗，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要是知道这样的事，我就会派人去把他押了来！’随后，他跑出去，叫了一个人来，跟他躲在旮旯儿里说话，随后又回到我这儿，盘问我，骂我。他狠狠地责备我，说了很多很多；我把什么都向他报告了，还说，听了我昨天的话，您什么也不敢回答我，还说，您没认出我来。这时他又跑来跑去，一直捶打自己的胸膛，大发脾气，又跑来跑去，等到向他报告，说您来了，他说，喂，你到隔板后面去，暂时坐在那儿，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要动，还亲自给我端来一把椅子，把我锁在里面；他说，也许我还要找你。等到带来了尼古拉，您走了以后，他把我也放了，他说：我还需要你，还要问你……”
“他当着你的面审问尼古拉了？”
“放您走了以后，立刻也放我走了，在那以后才开始审问尼古拉。”
那个小市民住了口，突然又一躬到地，手指碰到了地板。
“请宽恕我的诬告和怀恨。”
“上帝会宽恕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刚说完这句话，那个小市民又向他鞠了一躬，不过已经不是一躬到地，而只是深深地弯下了腰，然后慢慢转身，从屋里走了出去。“一切还都祸福难测，现在一切还都祸福难测啊，”拉斯科利尼科夫反复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胆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现在咱们还要较量一下呢，”他恶狠狠地冷笑着说，说着下楼去了。他恨的是他自己；他怀着鄙夷和惭愧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胆怯”。
！
一
彼得·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实了。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彼得·彼特罗维奇一起床，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彼得·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白皙，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满怀信心，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大概，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然而是讥讽的微笑。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心里立刻认为，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突然明白了，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样一想，心里感到加倍恼怒。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随后，好像故意为难似的，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就连他在参政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为了不久即将结婚，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这个房东，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支付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彼得·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结束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当然，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就能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除此而外，我的错误还在于，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他边想，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见鬼，我为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吵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