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歇的河-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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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文
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
许多作家，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创作历程的。他的《狂人日记》，以其内容含量，绝对应该是中篇小说的体裁。其实，数了数，只不过一万一千字左右，按约定俗成的看法，算是很标准的汉语短篇小说的字数。这是一篇实行白话文以来，首次出现的具有现代小说模式的作品，所以，说“五四”新文学，是从他这篇《狂人日记》揭开序幕，当为的论。此次新文学运动，开卷之作为短篇小说，似偶然又非偶然。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进程，总是与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相对应的，由于短篇小说能够像轻骑兵一样，起到斥候的作用。特别在浑化沉滞的文学氛围中，作家们渴望有所蜕变和突破时，往往采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短篇小说体裁。《狂人日记》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横空出世，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就是短篇小说的领先作用了，如果回顾一下《小二黑结婚》对于解放区文学，《华威先生》对于大后方文学，《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短暂繁荣期的文学，《班主任》对于新时期文学所起到的排头兵的作用，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此，凡文学革新运动，风起青萍之末，总是短篇小说首先崭露头角。随后而来，才是中长篇小说的风起云涌，才是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的波升潮涨，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这样表述的。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后，先锋文学的成功实验，毫无疑问也是肇始于短篇小说。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文学样式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我是一九五七年学习写作，一上手也是短篇小说。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赶上了那短暂繁荣时期的末班车。所以，作品才问世，厄运就扑来，似乎应了一句俗话，人家牵牛你拔橛，被逮了一个结实，不过，那一次“反右派运动”，走得快的牵牛者也并不比行动迟缓的拔橛者运气更好一点，同过此劫，无一幸免，统统一勺烩了。好在中国作家的生命力特强，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活着，还在写，因此，也就有可能回过头去，看这半个世纪的短篇小说的全过程，可以这样总结：我们走过了一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得到快乐，也尝辛酸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一帆风顺者少，跌跌撞撞者多，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的确是一直不停地变化着和发展着的进程。以往的缺失和错讹，难免使人遗憾，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或许更令人感奋。
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一九五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读到有别于解放区那种粗疏而明洁，稚拙而清新，充满革命意识，稍逊文学素质，只有昂扬剧烈，而欠柔雅妩媚的作品，与当时出现的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批，如《关连长》（朱定）、《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短篇小说相比，这些作品，更关注人情之炎凉冷热久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欲哭笑驾的情绪变化。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后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鸡。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从此，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阶级立场对还是错，成为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评，最终必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五七年的“毒草”，批判《早春二月》，批判《海瑞罢官》，多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有的终身喑哑，有的还要陪上性命，过于严酷的处五措施，造成文学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直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表祝词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允许对文艺横加干涉，这种动辄获咎的日子才算基本结束。
无论如何，时代总是呼唤着文学的新生，只要有一丝阳光，文学之树就会生根、萌芽、分集，舒技展叶的。尽管冷意未消，延续解放区文学特色的《晌午》（秦兆阳）、《粮秣主任》（丁玲）等作品陆续出现，给文坛吹来一丝清风，这些较有素养的作家，也许接受了共和国最早落马的作家们的教训，谨慎地离政治远一些，以健康的感情色彩，只描写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大地，创造了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主线。荷花淀派的河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在五六十年代里，也曾是文学视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初学写作的《大青骡子》（刘绍棠），自然也属这种牧童短笛的余音。但发自恋乡之情的这些清新淡雅的笔墨，相对于支撑着土地的脊梁骨、中国农民所负荷的沉重来说，难免温馨有余而深刻不足，每当触及真实便浅尝辄止，不能不说是遗憾。嗣后，余风所及，每况愈下，从粉饰生活，演变到“文革”期间的“高大全”式样板小说。至此，那类闭着眼睛的真实，加之虚火上升的激情，恐怕离鲁迅先生所指斥的欺与瞒的文艺也不远了。
五十年代，工农兵走进文学领域，也是一时间的文坛新景。其中以刚刚读完速成识字班，就写出的《半夜鸡叫》（高玉宝），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例子。当然，急于培养出自己文学队伍的关注之情，可钦可佩；几乎是手把手地描红模子式的帮助，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也可嗟可叹。事实证明，造钢铁厂要比造作家容易。即使硬扶上马，再进一程，通常是成活率不高，生存率则更低，多半昙花一现，了了而已。由此也证明，无论过去和现在，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未必适用于精神产品。要求出现杰作，作为期许，当然可以，但指望批量化地生产作家和作品，绝对是一种违背文学规律的行为。历史是不讲情面的，传世之作从来不以人的意志而定，最权威的评断，还是时间老人。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而已。
这种违背文学规律的做法，自然也就使五十年代初期作品，留下来那个时代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印记。五十年代初期，一方面，被蓬勃向前的火热生活所激动，作家的政治热情，创作欲望，当然无可厚非；一方面，政治家需要宣传鼓动，呼唤紧密配合政治的文艺作品出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急功近利，往往是作家的致命伤；为求快捷时，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就跳不出概念化的窠臼。但文学作品与政治宣传品，究竞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些作品当中，《不能走那条路》（李准），是最早的旗帜鲜明鼓吹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由于作家的生活基础丰厚人物性格鲜明，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佼佼者。如今，虽然作品中文学以外的附着物，早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但作者笔下的泥土气息，乡民风采，还能够留在人民记忆之中，颇能说明一个深刻其实也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文学之树常青，除此以外，无论当时如何花团锦簇的表象，到头来总会淡却退色乃至消失，这是无可奈何，也足以发人深思的事情。
经过了初步的摸索以后，这棵文学之树，到了一九五五年以后，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峰期。任何文学的繁荣，都与时代大背景的宽松相对应的。五十年代中叶以后，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地位提高，五年计划开始，百花方针确立，作为时代测温仪的敏感作家们，自然耐不住寂寞。其实，作家的良知批表现在社会使命的忧国忧民的一面，也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尽善尽美的一面，虽然这很可能成为一支双刃剑，但任何一个不那么急于求成的作家，都宁肯力争两者的统一，而不愿顾此失彼。加之当时流行的苏联文学中的“干预生活”潮流，对善于借鉴的中国作家来说，不无吸引之处。
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青》（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我也相信与当时所谓的“干预生活”无其关连。只是作家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青春之歌》以后，一次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
在这活跃的年份里，各式各样的小说，各式各样的写法，展现在中国文坛。作家的文学触角，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临场发挥，往往是由于良知的选择，而不大受外界这种潮流或那种潮流的影响，这也是《小巷深处》（陆文夫）把笔尖伸向一个绝对禁区的原因。事实上，常常是笔驱使作者，而不是作者驱使着笔，所以，《红豆》（宗璞）把一段缱绻的爱情故事，很古典色彩地讲出来，大悖于当时流行的痛快麻利的“革命”感情。
当然，“干预”这个挺天真的字眼，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作家和时代、社会、群体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作家和他心灵以外的世界，和他作为成员之一的人民群众，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尽到某些责任。无论怎样虚空淡远，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必得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或深或浅，或隐或显，谁也逃避不掉，除了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会在作品里，表明对于生活的看法、判断、观点、态度。作家的良知，促使笔下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罢了。文学门类很多，这类作品也缺不得的。否则，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前进中的生活，还有什么呼应共鸣、息息相关的联系呢？文学的作用，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看得太轻。我从来不相信一篇小说，好会好到起死回生，坏会坏到如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了玩玩儿，或者逗笑解闷，消食化痰，搓背擦澡，使人舒服。文学可以多样化，全不动真格的是不灵的。动真格就是作家要评价生活，评价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动真格，对不住，就保不准有什么不愉快在等着你。
短促的繁荣，如流星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批作家的名字人文坛消失了，另一批作家的名字，又出现在读者面前。好像这也是一条规律，每当中国作家们在探索的路途上走得太远，招致质疑棒喝，处境危殆的时候，最有安全系数的做法，便是退回到出发点去，田园牧歌，战争礼赞，常常是作家的一块福地。《七根火柴》（王愿坚）以极短的篇幅，感人至深地传达出革命火种传递中的圣洁感情，因而编入教科书中，被千百万学童琅琅诵读。而茅盾先生为之评介推荐的《百合花》（茹志鹃），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手笔，使人们重温了炮火洗礼中挚爱的鱼水情深。《央金》（刘克）中所写出的人格尊严与革命觉醒。《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中意气风发的女性形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以一波三折的笔墨，描绘出来的儿女情长。《“锻炼锻炼”》（赵树理）中那幽默的语言，对于庄稼人的温情调侃。以及《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的浓郁乡土味、《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里的干部的高大形象、《新生》（林斤澜）中善良农民的素朴心灵，以及《关舍一夕》（汪曾祺）诗化了的夜遇场景，这些作品，比起建国十周年正叫座的“三红一创”的长篇小说盛况，也算一个势头不弱的景象。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这虽是一则文坛轶事，但也说明作家彼时的共同惶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