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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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躲都躲不及。这些鸟人！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个人年入七十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坍不起这个台。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三教九流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楞。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2）
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餐六元，一点不能多。五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一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素炒土豆丝，三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八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八点，我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耗资五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五毛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满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3）
白天上班，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旅馆较为安静。周末也是这样，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因为厕所，厨房，水房，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要求淋浴，就要通知老板。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然后放人进去。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有燃气热水器，各一个喷头。进去脱好了衣服后，拧开水，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如果是女同志洗澡，那情形就比较滑稽，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怎么样？再来点儿！这回呢？呕，行了行了。来回要喊几遍，才能完事。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他妈的，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哪？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冷，无聊，烦躁。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我是说，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大大方方走进去，要一杯热咖啡，才五元钱，可以坐两个多小时。带一本书慢慢看，还不错。毕竟这里窗明几净，有点全球化的味道，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那是没说的，训练有素，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还要什么吗？要个汉堡吗？我摇头，每次都要在心里骂：要你个头！假模假式的，当我是老年痴呆了？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真伪立见。
这地方偏僻，晚上九点以后，人就渐渐少了，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五元的咖啡，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只能叫鸟咖啡了。鸟咖啡也得要一杯，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我安慰着自己。
一日，正埋头读＜浮士德＞，忽然有人打招呼。原来是那帅哥，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虽然仍是“老总”，“帅哥”的彼此叫着，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帅哥说：哈哈，你也发现了这里好？我说：是啊，看书正好。你干什么来了？帅哥说：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请朋友来商量商量。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一面说：老总，指教指教。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项目名称叫“西部牛仔”牛扒城，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翻过一页，居然还申请了专利！我问：什么人搞的？帅哥说：我啊。我问：有钱投资吗？他说：就是没有钱嘛，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我来了兴趣，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原来帅哥姓宋，湖北十堰人，他三十来岁，白净面皮，性格外向，老坐不稳的样子。这创意是他发明的，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标识倒还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挺有亲和力。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情侣什么的。小宋有一整套想法，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由小宋管理，三七分成。总投资额并不大，六十万而已。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粗粗一看，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小宋一听，神色大变，知道遇到真人了。便敛容屏息，要我认真谈一谈。我说：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恐怕有十万人。你创意再好，没用。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你着重往这方面想。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老太太乐（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的设计，也是一样能弄钱。只要他钱一投入，就由不得他，你小宋就成功了。明年这时候，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小宋嘻嘻一笑说：小意思，去巴黎也没问题！老前辈，咱们相见恨晚哪！从此，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互相一串门儿，我才知道，这家伙比我还惨，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完全在硬撑。我问他怎么吃饭，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只不过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