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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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先生，我有几幕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偶尔向座车侍卫季峻宫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个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务。可见，即使像挑选一个副官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而只要他对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会一直对那人对味。
还有一年，在一个宴会场合，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试想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严词责备，而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差错。记得1968年，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申请离开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后，还亲自找了医官垂询我的病情，到我临行前，他还在召见时告诉我：“等你好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请你回来。”语气亲切真诚，后来到钱副官、李大伟科长生病时，他第一个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
甚至在1973～1974年间，那时在“荣总”六号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间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一问，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我只好直接说：“报告先生，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听完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经过这样的接谈，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姜必宁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闻言笑了一笑，后来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委实让我到现在都还感怀不已。
当然，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有一回我在中兴宾馆代班当中临时请了半天假，出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这些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却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第十章：再做蒋氏家臣内侍
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长安东路18号服勤务，就对蒋经国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作风，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蒋经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以保障他的安全。于是，蒋经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并且，原来是蒋介石专责的联合勤务指挥部，在老先生一声令下，也组成了一个名为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单位专门负责蒋经国的安全维护。
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时代的肇始，象征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纪元，一般人总以为蒋经国时代是从他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或者是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才正式揭开序幕的。其实，蒋经国时代早在50年代就已经悄悄揭开序幕，而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乃至党主席，只是他正式掌政的名实相符而已。
蒋经国当选党主席的时候，严家淦还是“总统”，虽然在许多人的眼中，严家淦犹如一只橡皮图章，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可是，殊不知这正是严家淦先生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蒋经国当选党主席，严家淦曾向蒋经国致意，表示将亲自至蒋经国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贺。可是，蒋经国对严家淦的这番盛情，投桃报李，他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总统！应该我来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
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老先生曾经亲自到“七海”看过，他也觉得这个房舍建筑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上选之地，何况，它位处士林官邸东方，在安全上，附近驻扎有保护老先生的宪兵部队，且山峦起伏，也很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基地，可以保护蒋经国的安全，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亦可以立刻进入掩体。
基于种种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决定将“七海”定为蒋经国的新官邸。
蒋经国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样，“七海”同样是台湾地图上永远不会标明的神秘地带。民间地图所以不将这两个地方加以标明，其原因当然不外是因为它是“总统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还是军事重地，全台湾最神秘的战时指挥部，没有人清楚那边的地形状况。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为圆心，涵盖了包括阳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这些地方全是当时有关方面，要将之要塞化的地点，在军队方面，有整个“国军”部队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在宪兵方面，有一个以训练最严格著称的宪兵营，它的指挥部又叫福山指挥部。而士林、阳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总统”专属的侍卫和警卫系统人力部署，是这些官邸“内卫”系统的安全兵力配置。
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简称“联指部”统辖，而“联指部”实际上又归“国家安全局＂指挥，“国家安全局”的顶头上司是“国家安全会议”，而“总统”又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归结到最后，“总统”等于是生活在这个防御工事坚强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边，还各有一条地下隧道掩体。最早，士林官邸附近还驻扎了一个战车排，那个神秘的地下隧道，据信是早期台湾的战时指挥所。但是，近年，这个地下神秘基地已经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处地下隧道，位处“海军总司令部”内，据说可以直通台北松山机场，供战时紧急情况时随时应用。
当时，台北市政府知道蒋经国有意搬到“七海”住，并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边，有一大块空地是市政府公地，为了配合蒋经国官邸的搬迁，市当局索性拿大笔一挥，把这片空地直接“拨”给了“海军总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圆山的马路，在行经“海军总司令部”时，只好绕了一个大弯，绕行“海军总司令部”的外墙，再通往圆山。
这样一来，“七海”就可以远离马路，不会有太过嘈杂的缺点，在各单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终于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蒋经国一家人，便从暂时借住的阳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进七海新村。
在建筑风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气势恢弘、建筑气派，而“七海”则全然是以实用朴素为原则，两者的基调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过了士林官邸，再将两者做一比较，就会觉得蒋经国的节俭朴实。
基本上，“七海”的建筑体是呈一个“L”型，为了让蒋经国一家大小能够共聚一堂，“七海”当然做了小范围的改建，但基本格局还是不变，内部家具和装潢也都相当简单，绝没有一般巨商大贾或是现在政府高级官员那种豪门大户的阔气。
就以“七海”的客厅为例，墙壁上挂了一幅张大千晚年送给蒋经国的水墨画“钟馗捉妖”，还有一幅书法家赵恒惕写的对联，中间摆着一对由泰国华侨赠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艺品等，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台湾家庭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