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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姐妹-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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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着我竖起的一根食指,陈馆长眼睛都直了。“一天一百,一个月就三千。有这三千块钱,我什么都好开支了,水费电费电话费、老张的药费、招待费、下乡补贴、中秋节发月饼、过年吃火锅,别人单位有的,我们文化馆也要有。”

我纠正说,“不是一百,是每天一千。”

陈馆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跟我握别时,手心满是汗水。

张思发和谢军都到陶氏祖祠帮忙布置了,陈馆长可指挥的人就剩花季,花季是不会去凑热闹的,“一见他们就恶心。”凡是我要做的事情花季都反感。花季还说什么兑奖柜总让她的脑海里浮现我无耻的嘴脸,一想就要吐。花季说要写《湮没的理想国》,跟我闹翻后一直住在观桃阁二楼的一个小间,水费电费电话费有一大半是她用掉的,她没有理由拒绝陈馆长的工作安排。再说,桃花彩选也不是我一个人要搞的,花季的干爹、干妈、爸爸、姐姐、妹妹,无论是前台的还是幕后的,跟她都有剪不断的关系。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像塞进一团垃圾,百感交集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货柜是现成的,原先出租录相带的竖柜擦干净就可以用了。一大早,我就载陈馆长到了文化馆。陈馆长就把小间的木门拍得山响,“花季起来,起来上柜了。”

花季头发都来不及梳,就动手将大酒店赊来的名烟名酒往录相柜上垒。陈馆长在不干胶上写价格,写好一片揭下来贴上包装盒,烟类:大熊猫每包1000元、小熊猫每包120元、大中华每包40元、沉香每包10元;酒类:世纪拿破仑每瓶50000元、路易十三每瓶15000元、五粮液每瓶600元、茅台每瓶400元。

第五章:金钱(11)

昂贵的价格把花季唬住了,“这是真的吗?”

“假亦真来真亦假,谁要?吃了又不能屙金。”陈馆长的指头做了个捻钱的动作,“赌客要的是这个。”

摆弄好贵比金银的烟酒,俩人就无事可干了。花季不愿跟我说话,捧出《肖洛霍夫全集》,掀开书签那一页。花季以前跟我说过,她并非多么喜爱这个苏联作家,而是《静静的顿河》有消磨时光的足够长度,每次结束阅读都让人怅然若失,找一本厚书就能将这种失望的情绪推迟。

文化馆这头清楚了,我再将桃汛送到陶氏祖祠。不等开彩,我又离开陶氏祖祠往文化馆赶,因为一旦开彩,人满为患的就不再是陶氏祖祠,而是这幢破败的小楼观桃阁了。

我看陈馆长坐在藤椅上睡觉,胸前盖着一张《海峡日报》,没有叫醒他。直到神铳的闷响吵醒了他。“开彩了开彩了。”陈馆长腾地站起来,冲花季嘟嚷,“开彩就好开彩就好。”

花季慢条斯理地夹好书签,欣赏着陈馆长嘴角伸缩自如的口水,

“我听到啦。”我说,“就算是地震,传到这里也要等你睡够。”

陈馆长原地转来转去,像一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疯狗,木楼梯就是迟迟没有响起中彩者欢呼雀跃的脚步声。陈馆长一会趴在窗口朝街头张望,一会原地打转,愁眉拧得快出水,嘴里念念有词: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如此往返数十次,楼梯口终于传来旱雷滚动的闷响,像电影院散场,更像洪水决堤。观桃阁二楼立马拥塞得好比鲨丁鱼罐头,木质楼板不堪重负,发出痛苦的呻吟。当然喽,鸿运高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无聊的看客,他们对奖品充满好奇。

“让开让开。”大伯方礼金高举装满筹码的小塑料袋,像加急传信兵高举令箭,拨开众人挤到货柜前。一见价格,大伯“哇”的一声尖叫,“这不是明抢吗?”他以见多识广的口气指证说,“大熊猫才八百八一包,这里要算一千;小熊猫才一百零八一包,这里要算一百二;还有更离奇的,路易十三市面上才多少?一万三;你们却标了一万五,整整差了两千块。”老头转向观众,有力地一挥手:

“两千块哪同志们,相当于十担水蜜桃、二十担谷子、三十担地瓜,你们评评理,文化馆这帮人的心黑不黑?”

场面一下就乱了,只见横飞的唾沫和舞动的手臂,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上去拉住大伯,“这是兑奖,奖金不能等同于现金。”

大伯甩开我说,“亲兄弟明算账,你是我侄儿,更不能坑我。”

陈馆长急了,抱住大伯的胳膊说,“老方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每个人都想发表高见,太多的高见汇合起来就搅成一塘稀泥,也搅没了两个老头的争执,好比一塘稀泥湮没了一泡尿。

还是肖洛霍夫帮了忙,花季手中的书猛地一拍,吵闹的文化馆真的变成静静的顿河。花季往桌上一站,双手叉腰怒视众人,这种形象大家已经很陌生了,兴趣盎然是肯定的。花季的话简明扼要:

“你们要不要兑奖,啊?要兑就兑,不兑找哑巴要钱去。”

大伯一眼就认出花季,“哎,你不就哑巴的老婆吗,应该叫我大伯,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我怎么说话?”花季跳下桌子,“文化馆的人也是人,你们吃肉,我们喝汤还不行?”

大伯说,“你们哪里是喝汤,这是喝人血。”

陈馆长将大伯拉到我面前,耳语道,“老方嫌奖品太贵,我们可以给现金。”

“给足额?”

“不,给九成。”

“这不是明抢吗?”

“给我们留一口饭吃同志。”陈馆长沉下脸来,“桃花会遍地开花,桃源市遍地黄金,多少外地人来捡金拾银,你老方财大气粗还计较这一成两成?”

29、诗会

桃花彩选给我带来多少钱财,我自己也不清楚,好比洪水来了,你的门板挡也挡不住。当然,钱跟洪水是有区别的,洪水多了我们就遭殃,而钱是越多越好。生活就是这样,它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钱很重要”。当你下决心参与金钱游戏,它又以种种理由告诉你,“你的钱太少了”。名利名利,有名就有利,有利就有名。英雄不问出路,只要你有钱,就一定会有人找上门来,替你扬名。你所有的恶行都将被美化:鲁莽变成勇敢,怯懦变成善良。你不用说话,你的钱会帮你说话,说出你心里想说又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话。

第五章:金钱(12)

有一天,一个奇怪的人找我办一件奇怪的事,我顿时明白钱的威力有多大。我不再是我了,是那么多钱的主人,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你赤手空拳的时候,你飞起一脚甚至踢不死一只鸡,但是当你控制了原子弹,你的指头只要轻轻一摁,就可以毁灭一个大城市。你能说这根指头还是原来的那根指头吗?来找我的人叫“鼓呼”,这位相貌堂堂的男人是《海峡日报》的副刊编辑,他一见面就背诵:

三月,想起了桃花

桃花就开了

每年三月,花汛就泛滥桃源

所有的花朵都在热恋

然后再给我名片,解释说,“鼓呼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叫林一锋,我当记者当编辑就是要为人民鼓与呼,你就叫我鼓呼好了。您发表在《海峡日报》的诗歌《三月桃花》就是我编辑的,我读第一遍就拍案叫绝,三月,想起了桃花,桃花就开了,多好;每年三月,花汛就泛滥桃源,所有的花朵都在热恋,多好。这么好的诗不是随便可以写的,没有才华、没有天赋是绝对创作不了这么优美的诗作的。不是我吹,当时我就推荐给编辑部的同事看了,没有人不叫好的,我们主任当场就拍板,这一期无论如何得用上去。我们报纸的稿子多满哪,尤其是副刊,哎呀呀,这么跟你说吧,每天的稿子都是整麻袋的扛进来,还有发电子邮件的,好几次我的邮箱都被稿件撑破了,只好重装。那一期我们本来是要发一篇游记的,那是谁的游记你懂吗?那可是大作家的手笔呀!可是我还是当机立断,撤下他的游记上你的诗歌,这是需要勇气的,也冒风险,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自己认准的东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稿子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能惟上,不能媚俗,艺术性是我编稿的惟一标准。后来你知道吗,到月底评好稿的时候,我力推你的《三月桃花》,可是,可是我们主任非得把一等奖评给大作家,当官的人都这样,人一当官就变形。我就不愿当官,不为五斗米折腰,至今还是普通编辑,可是我保留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良心。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一气之下撤下你的《三月桃花》,我想,这么出色的诗歌要么上一等奖,要么不上,不要说优秀奖,哪怕是三等、二等都是对《三月桃花》的玷污。”

在我们客家地区很难见到这么能说会道的人,鼓呼的话把我听呆了,我站在陶氏祖祠门前的草坪上,手里捏着名片没有吱声,我知道他会切入主题的,他总不至于千里迢迢跑到桃源来歌颂我一番,然后就回去吧?不料,鼓呼先生话锋一转,说起花季来了:

“花季发在《海峡日报》的稿件都是我编的,可以这么说,我当了一二十年的编辑,才女也是见过几个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作者有花季的敏感,那种对文字的敏感,那种对细节的敏感,那种对情绪的捕捉。天哪,我看了花季的作品只有一个结论,这辈子再也没有勇气写作了,因为花季短短一篇散文就写尽了人间的美丽与艰辛,繁华与苦难……”

“到底有什么事嘛,你找我?”我实在没有耐心听鼓呼先生胡说八道了,因为张思发在陶氏祖祠门口向我迫切地招手,看样子有急事。这时,另一个额头发亮的男人转过身来,解释说:

“是这样的,我们想在桃源洞景区举办一次诗歌创作笔会,人数嘛,控制在十个人以内,吃饭一桌就够了。车子我来找,到桃源的吃住费用就要请你支持了。到时候,我们会请与会的诗人创作诗歌,在《海峡日报》做一个专版,对桃源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宣传。”

这个人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打量一棵枯树,所以忽略了他的存在。鼓呼说,“他叫吴尔芬,是冠豸山文学院的院长。这次诗会由我们《海峡日报》副刊部和冠豸山文学院共同举办,这次是首届,以后争取每年搞一届。这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一定能推出一个叫得响的桃源诗群。”

那个看起来像个果农的院长说,“作为回报,我们在做专版的时候会配发一篇你的通讯,稿子呢,就由鼓呼同志亲自操刀。”

第五章:金钱(13)

鼓呼说,“我们盛情邀请您和您的夫人花季女士参加我们的诗会,充分展现桃源诗群郎才女貌的千古奇观,要让中国诗歌界改变一下观念,才女也可以是美女。”

张思发又招手了,我急于想得到答案,“你直截了当说,到底得花多少钱?”

吴尔芬抢着回答,“住宿费大概两千块,吃饭大概两千块,如果方便的话,给大家一人一份老鼠干,加上他们报社收的版面费五千,我想,一万是可以打发他们滚蛋的。”

“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们两万块钱,你们去安排吧。”我朝张思发招招手,等他过来,我让他回去取两万块现金,丢给吴尔芬。我觉得这个人可靠一点,他讲的都是程序,鼓呼讲的都是大话,还有,他都说“你”,而鼓呼说“您”,让我感觉虚伪。果然,吴尔芬掏出一本发票马上就要写,被我制止了:

“发票就免了,我没地方入账。”

正要跟老张说事,鼓呼又提一个要求,“能不能通过您请当地领导出席一下,壮壮声势嘛。”

我明确地告诉他,“没问题。”

我之所以爽快地答应他们,一是那点儿小钱不足挂齿;二是我有自己的小算盘,能不能通过这次诗会改善改善夫妻关系。

诗会的事我是跟雷公脸说的,雷公脸跟三把火一汇报,三把火就生了气,这么大的事文化旅游局也不知情,太官僚了。三把火生了气,文化旅游局就重视了,重视的表现就是责成文化馆布置会场。文化馆有几条枪,说来说去还不是花季在干活。好在经费不成问题,千难万难有钱就不难。等我去桃源大酒店,大堂巨大的横幅挂好了,“热烈欢迎诗人代表参加首届桃源诗会”,花季坐在一张贴有“报到处”的桌前把玩一支弹簧圆珠笔,见我进去,花季将脸扭到一边,装作没有看见。我拾起签到表格,人已经差不多了,该来的都来了。诗人是浪漫的,浪漫的人就别指望他循规蹈矩,早过了吃饭时间,三把火都在大堂翻了三天的《海峡日报》了,这帮诗人还没有回来。三把火问花季:

“人都哪儿去了?”

花季站起来向外张望,摇摇头说,“不懂,他们签完到说出去逛一逛,没说几点回来。”

我找出鼓呼的名片,拨通他的手机。不一会儿,这些诗人就喳喳呼呼地走进大堂。鼓呼挨个向三把火介绍:

“这位是陈福楏,连城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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