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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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０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
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
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第22章 没有情节的人
1966年28岁
男
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