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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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为此忐忑不安。
“是我不善于交往吗？”他这样问自己，“不，我现在已经不是刚到北京时那个样子了。”他想到初到北京在北京站广场上的一幕，微微地笑了。“我经历了多少事情？我怎么会不会交往呢？不，不是这样的问题……”
整个上午，他都被这个问题折磨着。
吃中午饭的时候，他望着前面等着打饭的人，他对自己下结论说：“不是我不善于交往，而是夏乃尊这个人太特别了……”
他认为这是这个问题的惟一答案。
他宽慰自己说：“来日方长呢！”
纪南对金超就像亲生儿子一样，耐心教导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希望他成功，他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他的宝贝女儿小佩的成功。纪南对初出茅庐的金超说，到一个新的环境，一定记住两点：一是尽快做出成绩，二是和领导搞好关系。前面一个问题，我可以帮助你；第二个问题，全要靠你自己去争取。金超频频点头。纪南真的帮了金超很大的忙。他认识很多作家，这些作家曾经得益于纪南文学评论的褒奖，自然不敢怠慢，把作品屈尊交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一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金超的文学选题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项目，金超已经渡过到新的单位最初的艰难时日，成为风光人物。夏昕抓的一批法律方面的图书，顺应了社会发展对这类图书的巨大需求，销售得很好，越来越多的发行单位和读者在追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法律书籍。
尽管资金仍然短缺，从来没过过舒心日子的财务处长马缃仍然受着熬煎，但黑黝黝的隧道里已显示出光亮，过新年和春节的时候，已经能够为职工发二百元过节补贴了……带来这光亮的，正是两个新调来的年轻人，为此，夏乃尊兴奋不已，多次向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夸赞金超和夏昕。
金超感觉到了自己的开局不错。他很感激纪南的教导和帮助，如果没有这个因素，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样的摸索。他检点自己，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他还没有和中心领导建立起符合纪南标准———要和中心领导搞好关系，不是一般的搞好，而是好到能够事事关照你———的关系。
他觉得这要比抓一批图书选题，创造利润难办得多。
他知道纪南是对的。金超总是想金家凹村村长金秋明怎样把村东面那块水浇地从可怜的父亲手里算计过去，转包给精灵鬼孟三；想到陆明竟然在开学以后不久就被校长点名公派到日本进行访问……当然作用于他的不仅仅是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情。社会不断向这个寻找生存和发展之道的人提供着事实、经验与教训。纪南的嘱托不过是顺应了社会现实的一种常规选择罢了。
他逐一对中心的领导进行观察和分析。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效益不好，职工收入很低，但是职工却比较稳定，很大程度得益于夏乃尊待人真诚，这个将近二百人组成的小世界有一种和谐温馨的气氛。没有人指责夏乃尊。再加上最近中心的效益不错，夏乃尊的威望也有很大提高。
夏乃尊曾经两次在全中心员工大会上对他进行表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从来没有面对面地和他谈谈工作和生活。由此可见，这个人太正派，太正派的人就太威严，目前金超还没有高攀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的勇气。
富烨是学者型干部，谈论起学术问题滔滔不绝，对生活中的琐事从不在意，他甚至感觉不到金超对他的刻意追随。一个把自己的事情都不当事情的人能够把别人的事情当事情吗？
孙颖去年才从印制部主任提拔成为中心副主任，对图书印制环节了如指掌，他原则性极强，谁要想在印刷工价上和印刷厂一道算计中心，是一道过不去的关口，据说经他手已经处理了两个和印刷厂一道在印制工价上算计中心的印制人员。孙颖对编辑工作不了解，常常弄不清哪个人是哪本书的责任编辑。这个号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最机灵诡诈的人和任何人都笑呵呵的，但是，他眼睛后面有另外一双眼睛，金超不敢贸然在他面前玩弄聪明。
杜一鸣非常有质量，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很难在办公室找到他。尽管身边追随着第一编辑室主任师林平等四五个年轻人，夏昕也和他接触较多，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精英主流，但是，一个搞社会活动比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呆的时间更长的人，对于中心上上下下的事情未必比一个普通员工了解得更多。金超还需要再看一看。
下来就是副主任吴运韬了。吴运韬是领导班子的最后一名，是一个基本上不负领导责任的领导者。金超从吴运韬暗含笑意的目光中看到这个人心底里蛰伏着的欲望……
“那么，就是吴运韬吧。”金超对自己说。
金超和吴运韬接近是从金超的提醒开始的。
“吴主任，”金超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应不应当说？”
这是在吴运韬的办公室，两个人隔桌而坐。严重失眠的吴运韬脸色苍白，眼睛里有一种疲惫而警觉的光亮，像灯光一样照射他看到的地方。他专注地看了一下金超，笑道：“有什么应不应当说的？你说嘛！”
“你要防备于海文这个人。”金超表情坚硬。
于海文是金超所在第二编辑室的普通编辑，好说大话，身上有很浓重的北京市民色彩。王莹琪曾经骂他：“海文呀！海文呀！你简直就是一个胡同串子！”其实谁也不拿于海文说的话当一回事。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吴运韬很愕然。
金超神秘地笑了，让吴运韬感觉他现在处在优越位置。“你说的话实际上都传出去了。”
吴运韬笑了一下，挥挥手，做出无所谓的动作：“你大概听到职工中的传言。”
“就是。”
“我们这里每天都会有许多传言……”
“可是这些传言不好，你说不能用行政手段管理我们这样的业务单位……”吴运韬觉得有一只小拳头在心里捣了一下。
“我都知道了，夏乃尊能不知道吗？”
金超看着凝固在吴运韬脸上的笑容，就像小时候玩弹弓打中了小鸟，小鸟扑落落从树上掉下来。
吴运韬微笑着把玩手里的茶杯。他从来不喝水，那只式样考究的茶杯仅仅是别人喝水的时候用来把玩的。一两分钟之后，吴运韬说起另外的话题。问金超是不是把人都认全了？工作怎样？有没有什么难处？什么时候结婚？等等。
金超也就放弃了那个话题，自自然然地述说着他最近的状况。但是，那个话题的余音总是在他脑际中缭绕，一边聊着天一边不断向自己提问：是不是太唐突了？他会怎样看我？会不会认为我拨弄是非？
吴运韬把金超的内心活动看得一清二楚。
他继续枯燥地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纪南共同参加的那个组织在清华园批斗某要人的夫人，说那时候他们的灵魂纯洁得就像水晶一样，“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他说出一部最近流行的日本小说的名字，问金超看过没有。金超梦幻一般回答说没看过。“没看过最好。”吴运韬说，“一本没有任何价值的书，就像它反映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一样。”他开始叙述那本书。
等到金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这个不自量力的人已经悔青了肠子，就像自己找上门来让吴运韬蹂躏了一番一样。
吴运韬站在门口望着金超削瘦的背影。
他不是要蹂躏他，他是要为这个不省心的年轻人建立一种交往规则。
金超陷入忐忑不安之中，就像和夏乃尊谈完话一样。
他找到了两个忐忑不安的来源，一是他确认自己是在寻找靠山，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卑下了？二是，在吴运韬也和夏乃尊一样不能成为靠山的情况下，他怎么办？怎样铺设通往未来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种来源更使他焦虑，他反复叩问自己：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毫无疑问，这种事情不崇高，他的本性、他接受的全部知识教育都不认为这是崇高。但是，他又深知没有权势靠山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尤其对于渴望发展的他来说，这更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他没有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跟纪小佩讲，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再者，纪小佩不会理解他。
在经过很多不眠之夜之后，现实生活的教育和灵魂深处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说服了这个刚刚开始进入生活的年轻人：这完全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必要手段，我可以从我和父辈的生活中找到一万个理由，让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合理性而不必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他释然了。
至于吴运韬……金超敏感地发现，尽管那场谈话中吴运韬不真诚，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金超却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指向，这表现在目光里、言谈中。有好几次吴运韬把金超拦在楼道里，说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至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就又平息了金超的第二个不安：据此他有理由认为，在他和吴运韬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他所期望的关系。他感觉生活像春天一样美好。
金超的感觉是对的。
人对政治的运作手段，常识与经验，是和这个人所处位置是否重要紧密关联的。一般来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的政治经验要比其它人丰富老道，这并不是说只有丰富老道的人才能够掌握绝对权力，而是绝对权力本身给他提供了老道地运作政治的条件和手段。所以，你无法想象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会和其它领导或员工谈论谁长谁短的话题，无法想象他会浅薄地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暴露，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政治是一个圆球体，你可以看到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在上面娴熟地抹来抹去，但你不要指望那只手会猛烈拍打它，更不要指望那个圆球体会在哪一天突然破裂。绝对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让这个圆球体更加圆润的权力，而不是要把它打开的权力。这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本能。
但是，吴运韬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站在权力边缘的人，他掌握的是一种好看但不中用的权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绝对权力拥有者那样圆滑老道。他还没有成精，不是他不想成精，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成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在政治层面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比如直接和人谈论权力机构内的话题，幼稚地向人袒露内心渴求，等等。
吴运韬和金超的谈话在向这个单位的政治领域延伸。
金超看出来吴运韬有进行政治运作的手腕，他目前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还没有等到时机。在金超看来，吴运韬的政治智慧是其他人远远不具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领导班子成员能有多少了解呢？
金超不敢再用“衷告”的口吻和吴运韬说话了。吴运韬，这个不温不火的人，成为他精神世界里一座晦明晦暗的灯塔，他根据它调整自己的方位。
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惊讶大自然的奇妙变化。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瘦了，晨练的老年人干脆脱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运动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极拳。过于急切的姑娘已经穿上了短裙，为了漂亮宁愿忍受春寒，潇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们修长美丽的大腿。商店里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摆上柜台。
这一年春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轻人也和活跃的大学生一样，跳跳跃跃的想做些什么事情，白色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时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到中国文化大学看热闹去了。
中国文化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一点“文化大革命”时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讲坛，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把平静的校园弄得像开锅一样。没完没了的喧嚷，没完没了的辩论，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多了一层鼓荡人心的色彩和氛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本来就离开学校没有多久，这种无所顾忌、热热闹闹广场式的生活吸引着他们。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则钻单位这一段时间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机到附近超市买些吃用的东西，打车溜回家去了，有的则攥住公家的电话，和远在上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