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三国-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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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涣粝�10名侍卫等待洛阳的回信，其余人连夜向涿县挺进。
第二天，颖川书院的人尚没得到我们连夜离开的消息，他们聚集在书院，磨拳擦掌，准备与我们再战。此时，南阳许劭突然闯入了书院，张口就问：“刘备刘玄德何在？”
书院人大为惊讶，纷纷问，“刘玄德是什么人，让许公如此下问？”
这位许邵许子将虽非位居三公，却与其从兄许靖素以善于鉴定人物著称。他们每月初一在汝南平舆谈论时政，品评乡党人物。言语切实中肯，得到不少社会名流的赏识，不少人纷纷幕名而来聆听他们高谈阔论，又因为他们每个月初更改谈话内容，故又被人称之为“月旦评”。
大凡经过他们品评赞赏的人物，身价就会大大提高。曹操当年曾携重礼，登门拜见许劭，请教、探询许劭对他的评价，得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自此，这句话几乎称为曹操一生的定论，“一代奸雄”也成了曹操的代名词。
据说许邵从不登门造访别人，倒是有不少名士络绎不绝的拜访他，希望能得到他们兄弟的好评，而许邵一反常态来见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不禁使书院的人惊讶，故此发出疑问。
许子将长叹一声，说：“我在洛阳听大侠王越说，其徒刘玄德是当世英雄，率200轻骑就敢千里追击鲜卑盗匪；听到朋友公孙瓒有难，率3000民壮就敢向7万张纯军发起进攻，并且战而胜之，对友之忠贞当世无双。此人听到百姓苦难，则流泪叹息，收拢流民垦荒以自救，若有犯流民者，虽官吏异族也敢争斗，仁德广备于辽西，刘幽州与公孙瓒相互攻讦，此人毅然去官，以全对友对上之义。我听到此人之事，故特来一见。”
众人再问：“许公既然要见这刘玄德，怎么会找到我们书院，书院之中并无这个叫刘玄德的人。”
许子将解释说：“我在洛阳见到刘玄德派来问候师傅王越的侍从，听王越说，此人正在颖川寻访当今名士，既然如此，他岂能不来颖川书院？”
是啊，寻访名士不到名士的批发站——颖川书院，怎不让人可笑。众人大惭，回答：“此人确实没来过书院。”
荀彧荀攸叔侄相视一眼，心有意会，扬声说：“此人或许来过书院，诸公忘了吗，书院昨日曾来过一个没通名之人。”
众人立即恍然，再问：“难道这人就是刘备刘玄德？”
许子将立即追问：“此人如何？”
于是，荀彧等人向他描述昨日情景，当听到我摔杯换陈群后，许邵长叹一声：“此人可能正是刘备刘玄德，我曾听王越说，这种水晶杯只有辰韩国出产，当世除了中官张让、赵忠、左丰外，只有辽东公孙世家和他徒弟刘备才有。传闻管宁邴原王烈去年举家前往辽西避祸，若是他到了辽西，以刘备之人才风流，他投入刘备手下，也是可想而知。我们且待他来，问过就知。”
稍后，许子将慨叹道：“天下万物，以人为本，这话说得多好。不以物失而悲，但以得人（陈群）而喜，如此人物，我怎能不见？今日就是等到日落，我也要见一见如此人物”。
这一等，确实等到日暮时分。许子将坐不住了，问：“他在那个客栈，我去寻他。”
荀彧荀攸叔侄立即接口说：“同去同去，我正想再见一下此人。”
一行人到了客栈，正巧田畴管亥从洛阳赶回，收拾行装准备回涿县。许子将劈头就问：“我在洛阳王越府中见过你们两位，你家主公可是刘备刘玄德？”
田畴听到此话，立即恭敬的上前行礼：“我家主公正是玄德公，你即从洛阳来，可是带来王越师傅的传话？”
许子将傲然答道：“我是南阳许劭许子将，不是王越派来的人。今日来此，专为见你家主公而来。”
田畴听到许子将大名，越发恭敬的施礼回答：“许公来的不巧，我家主公家中有事，昨日已连夜赶返涿县，不知许公来此，有何见教？”
许子将立刻满脸失望，沉吟一回，他再问：“管幼安可在。”
田畴答：“已随主公返乡。”
许子将又问：“你是何人？”
不等田畴回答，他又转首向管亥一指，问：“此人雄壮异常，可有名姓？”
田畴恭敬的回答：“我乃辽西田畴田子泰。”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现任辽西流民屯所、属国出云之屯兵主薄。”转首一指管亥，他接着说：“这位将军是主公的随身护卫，管亥管炳元，现任辽西流民屯所、属国出云之铁骑左锋将。”
管亥上前行礼，许子将疑惑的问：“听闻你此言，你等虽陪侍刘备左右，但都尚未弃官。”
田畴答：“辽西，虎狼之地也，鲜卑胡骑劫掠与前，张纯叛匪骚扰于后，朝廷任命官员多被盗匪劫杀。主公虽去职，但屯民所在，仍要赖主公大名震慑群匪。辽西各县，只要悬挂主公军旗，群匪皆不敢犯。故此我等奉流民所托，陪侍主公身边，以待主公复起。”
许子将慨叹说：“玄德公之名，竟勇悍如斯，一杆军旗竟使群匪止步，真当世英豪也。”
田畴趁机加把火说：“辽西小儿也传唱‘平生不识刘玄德，便称英雄也枉然’”。
许子将惆怅的点头称是：“我恨不能一见玄德公之面”。
众人哗然。
随后的一期月旦评，许子将慨然长叹说：“辽西小儿也传唱‘平生不识刘玄德，便称英雄也枉然’，我看此人在颖川书院的行径，真英雄也。虽然白衣在身，但毫不自惭，昂然直入棋亭，一局折服荀文若。虽胜不骄，却与荀文若分享美酒。失物不悲，却以得小子陈群而喜。不扬人短，故此虽胜荀文若却不通名而去。如此人物，恨不能一见啊。”
这话后来辗转传入我耳中，饶是我脸皮很厚，也羞红了。
第三章 乱世降临 第十五节 黄巾之祸
光和七年二月，黄巾起义，天下震动。
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旧粮吃完，新粮尚未收获，黄巾一起，一时间，上百万饥民头缠黄布，吼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势如潮水般向个郡县涌去。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遇到财产就抢。旋即，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如同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变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抢劫活动。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朝廷及其政府。而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最后安得不失败呢？
不可否认，黄巾的叛乱也是有着民众基础的，连年的自然灾害是民众流离失所，官府不仅不加救济，反而加重税负，民苦不堪言，故此起而反抗。天灾人祸啊，他们岂会是单独而行。
在中国的历史上，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
从地理学上来说，中国独特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自然灾害的基础。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极端，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边，山高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
“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
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较，更具残酷性。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秩序”摧毁于掠夺性经济之中。
生存之战支配了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循环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的了。
中国的农民造反100％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对“农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
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理论依据是“灌溉假说”。根据“灌溉假说”，大型的公共事业（建设堤坝、运河等）是使东方的农耕变为可能的基础，为了管理这种大型的事业，“专制君主”即“亚细亚国家”这一组织化的权力是必需的。
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什么呢？它是对存在了数千年的“儒家”社会的根本颠覆，是属于非市民社会范畴的对“儒家”社会的颠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频繁爆发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点。经常是每隔数十年就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贫困的农民大众被动员到暴力抵抗运动中。就象过去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图表中清楚表现的那样，这种浩大的农民战争每隔200年就会周期性地爆发。而这种农民战争分别导致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的整体性崩溃。同时，这种暴乱经常会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这点在所有王朝初期的人口数统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认为，这种暴力的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社会结构的必然性。“儒家”社会在“官僚…地主”的支配下，必然导致连人口的百分之十也不到的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少土地和无土地，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关系，导致尖锐的矛盾，导致“中国社会从结构上必然会制造大量的人渣，即可以很容易点燃起义火花的柴禾堆。”
所以，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汉奸与叛徒。所以，中国官吏总是对自己的同胞这样凶残，对外却总是卑恭屈膝，老是在内斗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当外敌来临时却无力抵抗。
马克思指出，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式社会里，贫困的、失去了生产手段（土地）的农民大众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给各个王朝原有的支配关系以最后的一击，但在中国，这种“起义”从没有产生对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颠覆，也就是说，这种起义从来没想着改变社会体制。
我们把层层包裹着真相的面纱除去，就露出了所谓起义的真谛：所有农民“起义”和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新建立一个还是基于“灌溉假说”上的封建王朝。这些人闹“革命”的本质，就是想支配别人的财产，用自己的王朝代替别人的王朝。至于土改，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