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领之路 编著:元素-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生还要支付一大笔其他费用。
　　　　目前，美国各商学院MBA的报名费最低为250美元，最高700美元，还要缴纳书本
费和计算机使用费等，这些费用一般都在1000美元…　5000美元之间。生活费的开支
也较大，一般要在2．2万…　6．6万美元之间。另外，在美国读书，外国学生还必须
购买医疗保险，这项开支最低1000美元，最高6000美元。除了这些主要开支外，还
会有一些零星花费，比如给家里打电话的费用和购置物品的费用等等。但是，这项
费用可节省的空间较大，主要取决于吃、住的标准，比如自己独住和与他人合租的
花费就明显不同。总的费用最低也将近5万美金，最高则达30万美金之多。
　　　　MBA分全职和兼职两种，许多人会误认为读兼职MBA花费的钱要比全职的少，只
不过需要延续更长的时间。但情况并非如此，兼职MBA所需费用并不意味着会大幅减
少，甚至有可能会更多。这主要取决于你究竟想注册哪一种MBA课程，有的仅一门课
程的费用就达3500美元…　l万美元，书本资料费也要一两千美元。有些高级专业进修
课程的费用则更高。
　　　　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就在美国攻读MBA的费用及毕业后所得的收益进行了一次
排名调查，其方法是联系各校共1．4万名1994届毕业生，要求他们以不记名方式透
露学前、刚毕业及毕业5年、10年后的收入情况，20％的人对调查给予了回复。结果
显示，没有MBA学位的学生，毕业后历年收入增长率只有MBA毕业生的一半。
　　　　《财富》杂志的调查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值得对MBA进行如此大的投资？
哪所大学能给你最多或最快的回报？
　　　　据调查，MBA学位带来的平均年收益是2．9万美元，毕业生平均用4．l年的时间
就可以收回他们所有的投资，包括学费和在就学期间放弃工作的经济损失。而在哈
佛商学院读MBA的毕业生年薪更是排在全美商学院之首，每个毕业生平均第一年薪水
在8．5万美元以上，10年后平均年收入可达50万美元。
　　　　事实表明，如果你就读于全美排名前10位中的任何一家商学院，都不会为未来
的工作发愁。毕业后，不是你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你，你要考虑的是找什么样的工
作更适合你。
　　　　WetFeet．公司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一流大学和商学院的毕业生们
更倾向于到咨询企业和金融投资企业去工作，而不是选择互联网企业。
　　　　读哪一所商学院，所需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要认真算一笔账：到底
值不值？

　　　　　　　　　　　　　　　　　　　　　　　　　　　　　　　史冬梅


　　　　史冬梅是在匆匆忙忙中接受采访的，那一天是2001年8月2日，明天，她将飞到
台湾地区，与台湾的同事沟通她在大陆壳牌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目前史冬梅在壳
牌中国公司担任内部审计经理职务。内部审计对于国内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和
理念，常常被误会成财务管理。事实上，它是一种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制度，在许
多跨国公司，这是一类很重要的职务，但在整个中国，可能只有壳牌公司设立了内
部审计。
　　　　瘦瘦小小的史冬梅，不到1米6的个子，看上起很小，不像30多岁的人，但很象
国际著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她跟一般女性不同，逻辑思维能力很强，说话速度
快如流水。她最经典的手势是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两耳边轻晃。
　　　　她不承认自己的生命有多精彩，事实上，她认为自己很平凡，只不过幸运罢了。
　　　　我们的对话就在一种仓促的氛围中展开，她说：“我这么快说话不是因为我忙，
而是，我紧张。”

　　　　　　　　　　　　　　　　　　　　　　　　　　　　我与壳牌

　　　　记者：先谈谈你目前的职务好了。
　　　　梅：内部审计在国内特别新，而且在公司的位置很特殊。因为它属于公司非常
高的管理层，所以好多时候在经历、经验等方面要求很高。一般在国际公司都是外
国人做这个职位，我是第一个本地化的。我的前任是老外，接任我的也是老外。中
国人来做这个职务有好处。壳牌在国内的合作，大部分都是合资。中国人做可以很
容易了解本国人的语言、文化，管理体系，因为你是以中国人的眼光。这样你很容
易把西方的经验溶化到中方的环境下，尤其是在你做基础的管理促进时会显出优势。
就像这次我去台湾，虽然大陆人去台湾很麻烦，但只有我一个人去能沟通无碍，对
方更容易吸收，因为是经过你自己消化了的；而且面对大量中国员工时，本地化的
面孔其实很重要。以前中国员工很难、也很怕到我前任的办公室，老外，想来就怯。
但是现在；他们有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交流很方便。壳牌的管理有一个最标准的内
部风险管理制度。想想，如果一个油站爆炸，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壳牌对风
险管理投资很大，养一个内审部其实是很贵的。我知道我们在中国公司里是惟一一
个。
　　　　记者：你的工作对公司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影响？
　　　　梅：壳牌从伦敦到全球各个分公司，每个季度都要看看原来的风险是不是还算
风险？或者我们的环境改变将带来哪些新的风险。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很微妙的。最
好的状态，就是对公司没有影响，因为没有影响就说明公司管理得非常好，没有什
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做得好，我的工作应该是看不见的、隐形的；但
从工作岗位上讲，你当然希望你是能被看见的，你希望工作得到认可。从理论上说，
由我们在推行的内部控制将协助管理层做得更好，慢慢地，大家就不需要我们了。
我们不是解决问题的专家，比如我去审计一个化学实验室，我不是化学家，我不懂
他们在具体做什么，我只能从管理角度来看，给他们提供管理方面的专业性建议。
我们看的是环节，是管理控制，不是具体的业务的。
　　　　记者：在工作中你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梅：内部审计其实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咨询部门。找出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对管
理层的说服，我不能也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我得给出充分的理由。不过
我的建议一般都被接纳了。
　　　　记者：你对现在的职业满意吗？将来想向什么方面发展？
　　　　梅：很满意。现在，我每年都要跟我的老板讨论找的职业目标是什么？要想达
到那个目标，我有哪些能力是欠缺的？我应该怎么弥补差距？我的个人计划是在一
个大公司做高级财务管理工作。我到壳牌工作2年一直往这个目标走，而壳牌也在
培养我。今年8月底我要去英国总部做财务。壳牌总部管理了上百个国家的分公司，
总部的财务工作对我的提升很有好处。

　　　　　　　　　　　　　　　　　　　　　　　　　　　　　　我在科委

　　　　记者：你一亘都服务于壳牌吗？
　　　　梅：当然不是。我刚参加工作，是在政府部门。
　　　　记者：你原来做的是什么工作？
　　　　梅：翻译。原来的单位是北京科委。我毕业的时候刚21岁，正赶上“进外企热”，
我的好多同学都去了外航什么的，为了去外企，当秘书都可以，但现在我为他们感
到可惜。我们家比较正统，所以我选择了科委。当时是89年后不久，国际对中国有
误解，很多外交工作都没法做，很难从政治上突破，于是就提出“科技引头”，从
科技上发展外交。那时候跟以色列、韩国等建交就是科技打头阵。科技是无国界的。
我去科委的时候正碰上科委青黄不接，没有大多的年轻血液进政府，没有很好的科
技翻译，我正好补了这个缺。当时我们部门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外语，所有的项目都
是我来做翻译，那几年跑了很多国家。做的是不同的项目，做多了就发现，虽然项
目不同但在管理理念上都是一样的，像做石油和医药，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的
生产环节都需要很多的质量控制，很好的监督机制，需要不断更新。当时高科技的
各个领域我都接触到了。
　　　　记青：这段工作经历对你现在是否有用？
　　　　梅：非常何用！西先，对我最有用的就是熟悉了各个领域，我跟以色列做过农
业项目，跟肯尼亚做过医药；另外，新型建筑材料。风险投资等等我也做过，当时
的太平洋风险投资是北京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是跟IDG合作的，翻译、谈判都是我，
麦戈文最早来中国的时候，都是跟我们谈的。CA也是这就是对我有用的又一个方
面，我接触了很多人。对于年轻人来讲，见识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还在学习过程中。
我见的人都是很高层的，他们的很多理念对你冲击很大。
　　　　我的工作经历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现在回想，这些东西真是有用。我现在代
表壳牌跟中方谈比较大的项目，跟同事一比，就发现比他们要强得多，因为他们一
直在外国公司做，他们没有多么多的经验，没有那么大的接触面，他们不知道谈大
规模的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步骤，主要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我在政府时，学到如
何跟领导打交道；接触到具体项目后，又得到其他方面的经验。比如我现在要做一
个国际合作项目，我知道先得找外国使馆，然后是专家。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粘合
剂，要把这些人团结在我的周围，同时把这个项目搞活。
　　　　中国员工很怕跟高层作阐述，但是我曾经做过国务委员王光英的翻译，所以我
就没有这种胆怯。
　　　　记者：你在这些工作经历中，具体学会的能力还有什么？
　　　　梅：最重要的还有如何在面对一个新项目时，找到它的最难点和解决方法。我
跟非洲国家合作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管理不确定因素。一个项目从技术合作、
技术访问到后来的技术销售，可能需要2－3年时问，跨越的时间很长。但非洲很特
殊，它最不稳定的是国家因素，也许在这2－3年里，一个国家己经换了好几个领导
人，合作伙伴也换了两三个，也许你上一个合作伙伴是这个族的人，很快又变成了
另一个族的人，而这个族可能是上一个族的死对头非洲族与族之间的矛盾是很激
烈的。这时候你要管理的是，不管你的合作对象怎么变，你都要把这些人永远团结
到这个项目的周围。我做到了。
　　　　再举一个例子，和芬兰做齿科项目的合作。芬兰人对专业是很注重的，他们就
像中国人一样务实、讲利益。这时你的主要精力要放在项目本身的效益而不是人。
当时，我们想引进芬兰的技术，不是像非洲那样输出技术和相关支持。你从别人那
儿拿东西的时候，你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让对方相信这个项目是双方互惠的。从对方
那儿拿东西，要怎么拿才能付出最少或者最合理是一个关键。
　　　　再比如跟德国人合作。我学到的是最严谨的谈判方法。我们跟德国谈涂料合作
的时候，一谈谈到凌晨三四点。我跟对方负责人，一直改、改、改，哪怕是一个不
伤大雅的意向。当时我哪会起草一个合同？就是这样学的。现在再有这样严谨的谈
判；我一点都不会害怕的。而且我还学会了管理时间。德国人很严谨，他们对时间
的管理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在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绝不会拖延。我还学
会在短时间内给出一个计划书。有时我到一个公司现场调查，只有5天时间，回来马
上就得出报告。我能应付。

　　　　　　　　　　　　　　　　　　　　　　　　　　　　选择MBA不要盲目

　　　　记者：既然你在政府做得不错，收获也很多，为什么要去念MBA？
　　　　梅：工作中带来的这些东西当时未必认识得到，我那时觉得压力很大，很多领
域的东西都不清楚。当时在政府，没有提供你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不像现在在壳
牌。原来有谁教你做项目？都是自己摸索。从最初谈判到申请资金，再后来我能管
理一些资金了，像东南亚的一些项目资金都是我来管的。这使我动脑筋：我应该怎
么来管理这些资金？这全是一个自觉自学的过程。后来我为什么要出去读MBA，就是
觉得自己的知识有些欠缺了，自己能自觉自学的都已经会了，但是缺乏理论性和系
统性。我在科技部做了5年，最后决定去读MBA。
　　　　记者：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克兰菲尔德的MBA而不是现在流行的哈佛？
　　　　梅：我是1997年念的MBA，那时已经28岁，岁数大了，我选择英国的克兰菲尔德
也有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学校提供一年制的MBA，其他学校一般是两年制。我1998年
就回来了。
　　　　记者：你认为选择MBA是否重要？你会给MBA求学者一些什么建议？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