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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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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②,也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将“终结”的标志。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征辟”问题闯进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继鲍文卿谢恩辞

赏的描写以后,作者势必要续写自身的辞试经历;取材情况也就随之而陡然

变化。《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评语说得好:鲍廷玺“丧父娶妻”以

后,作者就“换一副笔墨去写二杜”了。(2)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化,作者的

认识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对“征辟”,写下了表示辞试决心的《闲斋老人序》。

(3)依循现实题材的轨迹,大致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约在1737 年
下半年至1738 年上半年。因为作者原本与他的从兄吴檠关系密切。1737 年
吴檠“博学鸿词”落第以后,吴敬梓才厌恶其人品①。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
恰恰从出场开始,作者就满含调侃、讽刺之情。另外,以吴蒙泉为模特儿的
虞育德,1737 年中进士,1738 年到南京任上元县教谕②。而虞育德在这一阶
段并未登场。
第三十六回开始,作者一方面继续以自身及其亲友的现实活动为题材,
一方面插进了很多历史和社会的传闻材料。1738 年,“难进易退”、襟怀冲
淡的吴蒙泉开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山外又见青山。为此,
他围绕虞育德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几乎用“实录”的方法逐一地作了叙述,
又借助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不断地加以穿插。这样写的结果,使第三十六回以
后的篇幅,出现了两种时间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其二是作品的
自然纪历。两相比较,前者喧宾而夺主,成了主要的线索。抓住这条主要的
线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阶段的写作时间:

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1738 年南京任上元县教谕,1744 年离宁赴京,1748 年出任浙江遂
安县知县。

③ 参见尤侗《艮斋杂说》。
① 参见赵冀《檐曝杂记·徐健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四回回末总评有言:士大夫有“名儒而实戏”者,“鲍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
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条评语正确揭示了作者借鲍文卿描写“辞却功名富贵”的内在意图。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三《酬青然兄》和《贫女行》。
② 参见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迟衡山的原型樊圣谟,1749 年应聘回原籍句容修县志。
杜慎卿的原型吴檠,1745 年中进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适应,《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写,

第四十六回对虞育德离开南京、杜慎卿“铨选部郎”作了顺叙和补叙,第四

十八回特意点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寻”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则对迟衡山回句

容“修理学宫”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艺术形象出现的先后联

系起来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写在1746 年以后,第四十八回决不会写在1748

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则很可能写在1750 年,。。。另外,根据《全椒县志》

等的记载,吴敬梓40 岁那年,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贤祠而卖掉了“江北老

屋”。前此,又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于南京与仪征之间。所以

特传式的“真儒降生”和仪程式的“南京修礼”决不会写在1740 年以前。也

就是说,作品第三阶段的创作,开始于1740 年以后,结束于吴敬梓去世之前。

从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作品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杂取”和虚构的方法。

为什么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凿凿有据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

型,可是人们普遍否定诸如“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范进之

姓陶”等等说法?为什么有些专家在纠正了金和的某些错误,考实了范进、

荀玫、严贡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后,并未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几个人物,如权勿用、马纯上等,是

以一个原型为主来塑造的。但即就马纯上而言,他跟原型冯粹中相比,何尝

没有区别!据《滁州志·冯粹中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记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看,马纯上在片石居观看

扶乩的描写,分明揉合了“崇祯爱请仙”和“云间客扶乩”①等传闻故事。“作

文之心如人目”之类,又明显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说法①。

《儒林外史》第二阶段的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像季苇萧、杜慎卿、

娄焕文、杜少卿、迟衡山等都以一个原型为模特儿。有关的故事情节也大都

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举”,“移家秦淮”,“称病辞试”

等等,都跟吴敬梓的经历相吻合。因为这一阶段描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

铭心刻骨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以尽管带有纪实色彩,依然生动真切,

栩栩如生。为什么一般的读者,特别爱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还并不

厌恶第二阶段的描写?为什么第一阶段的“共名”人物特别多(如周进、马

二、严监生、牛布衣等),第二阶段也还不乏杜少卿这样的典型?道理就在

这里。

① 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七,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
① 第一阶段有些描写,似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写于1736 年前”。如第十四回鲍文卿
营救向鼎一节,有些论著以为即指1740 年商盘任南昌知县期间“中蜚语,势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
也就认定作者不可能早于1736、乃至1739 年动手创作。其实,联系向鼎被委任赴宁国府摘印而惊恐等描
写来看,作者写向鼎被参,目的在于揭露险恶的官场,而“伶工营救”之类,显系虚构,这种虚构确有生
活基础。吴敬梓《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中就有“乐舞雩门祭孝陵,行宫夜半喧歌吹”,“本朝家
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见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经作为行宫的曹雪芹
家被抄的情况。另外,鲍文卿预政、营救向鼎,显然是对“新磨安敢呼天下”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反击。可
见不了解“虚构”法,就很可能胶柱鼓瑟、以片盖全。

毋庸讳言,一般读者是并不爱看第三阶段的故事的,特别是那些“言之

有据”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三阶段的创作着重采用“实录”的方法。第一,

它实际上用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作为线索,甚至出现了回目数字与真人真事

发生年月相凑合的怪现象。像上述吴檠1745 年中进士,第四十六回就补叙杜

慎卿“铨选部郎”;吴蒙泉1748 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写杜少卿去浙江;

樊圣谟1749 年回乡修县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迟衡山到句容修学宫,等等。

第二,它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从头

讲起”的“传记”。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

经历,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对尤扶徕、虞华轩的为人处世情况作了倒叙。

上述追溯和倒叙的内容,都发生在人物登场之前,都属节外生枝,明显偏离

了“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①的结构特点。

另外,唯其作品由虚构转向纪实,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阶段的“真人”去附

会一、二阶段的“假事”,从真实的角度去交代虚构人物的归宿。例如,第

四十四回有关汤镇台的经历描写,酷似吴敬梓朋友杨凯的现实遭遇。从创作

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者竟然把写实的汤镇台与虚构的汤奉

拉扯为兄弟,说什么汤镇台“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经告老在家。“两朵

高眉毛,一个大鼻粱”的汤奉,第四回出场时已是个进士出身的知县,最少

得有30 多岁。从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时间已经相距75 年,难道汤奉活到

100 多岁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阶段描写的马纯上,不乏虚构的成分;到

了祭泰伯祠的时候,这个形象已经在向“纪实”转化;第四十九回里的马纯

上,则已等同于冯粹中:冯1752 年于顺天中举,第四十九回就预言马“进了

京,一定就是得手的”。这里姑且不论用马二经历贯穿三阶段有违一、二两

阶段结构的惯例问题,就说他的经历吧:第十三回交代,马二“补廪二十四

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发出过“我。。年

纪又大了”的感叹,可见当时他至少得有40 多岁。从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

按作品的纪历推算,已经过了50 年。请问,封建社会中会有年近一百的士子

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参加乡试的吗?诚然,文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出

于塑造艺术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差错,也是情有可原

的。问题是作品第三阶段的时间概念一错再错,而出现差错的根源恰恰在于

写法的改变。第三,《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纪实的篇章,大都是概念

的说教。除上面谈到的“祭泰伯祠”以外,“青枫城奏凯”分明是“兵农”

的图解,“郭孝子寻亲”无疑是孝道的演绎。换一个角度看,《儒林外史》

全书共有626 个人物,第三阶段竟出现了264 个。按理说,即使像《儒林外

史》这种特殊结构的作品,愈到后面新出场的人物也愈少。上面这种反常现

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显表现吗?

从取材和写法的前后差异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阶
段。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很大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的呢?这自然与作者的经
历、思想和构思有关。就经历和思想而言,吴敬梓始而为地主阶级的公子,
继而为“败子”,终则为“浪子”。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他弹唱了一首“三
部曲”:29 岁以前狂热追求,此后的11 年愤懑诅咒,不惑之年就彻底幻灭①。

① 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①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自注:吴敬梓40 岁那年,曾有“何如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的诗句。

唯其身为“败子”,吴敬梓力图借科举来重振家声;唯其科举碰壁,才使他
移家南京,进入“浪子”阶段,着手创作《儒林外史》。此后,他在半是徬
徨、半是愤怒的状态中奋勇向前,经历了“辞试”的考验,记下了心灵的胜
利历程。40 岁前后,他生活更形困顿,但总算实现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
夙愿,因而他在借“治经”安身立命②的同时,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儒林外史》。

受经历和思想的影响,吴敬梓的艺术构思也有个演变过程。他从讽世转
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
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质言之,吴敬梓创作之初,着眼于八股制艺。他力图沿
着科举的多级阶梯来描写对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各种儒生,《闲斋老人序》
就是这种艺术构思的说明书。后来,他觉察到政治主张比道德规范更为重要,
社会的流弊也远不止科举一端,一味嘲讽醉心功名富贵的儒生更不能“救助
政教”和“造就人才”。鉴于此,在他40 岁前后,出现了新的构思:以虞育
德为中心,在“指敗北住钡耐奔蠢硐耄印罢嫒濉钡目I罾┱沟
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作者原先是以不应考、不从政的隐士王冕为崇拜
对象的话,那么,后来就更加钦慕应了试、做了官、力图“以德化人”、赞
助“兵农”之事的“贤人”虞育德。由此,他给儒生们以更多的怜悯。让季
萑、臧荼之流参加祭祀活动,甚至由马纯上充当“三献”就是一例。通过陈
木南给欺世盗名的权勿用开脱“奸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杨执中、匡超
人、严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宽容、平和与“匡世”态度的
表现。简单地说,《儒林外史》的三个创作阶段有三个重要人物:王冕、杜
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两竿标尺,处于构思的中
心位置,而杜少卿则是前后两幅蓝图中的过渡人物。

总之,从作者的经历、思想、构思和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吴
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整整19 年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原载《江汉学刊》1984 年第1 期)

②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晚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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