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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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其中“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又可看作这首主题歌的
“主题词”，二者构成了全书基调的主旋律。因此，如果说，“功名富贵无
凭据”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那么，“江风吹倒前朝树”便是全书第二着眼处。
二者共同点染为“楔子”所说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又从而展
示为明代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共108 年的文运。写它是如何在科举制度
重轭下日渐式微，以致“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
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
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足见，以时间顺序为暗线去绾系人
物情节乃作者的基本构思之一。
其二，从时序与“文字过峡”的关系看问题。
正如章培恒先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所统计的：“在第三十六回
以前，明确提到年代的共四处（第一回不计在内）：第二回言及成化末年
（1487），第二十回言及嘉靖九年（1530），二十五回言及嘉靖十六年，三
十五回言及嘉靖三十五年（1556）。另有一处言及‘适值江西宁王反乱’（第
八回），宁王造反是历史上实有的事，在正德十四年（1519）；可以说，这
在实际上也点明了具体时间。因此，从第二至三十五回，在时间上共分成四
大段。第一段为第二至八回，共三十二年。第二段为第八至二十回，共十一
年。第三段为第二十至二十五回，共七年。第四段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五回，
共十九年。”这里，需予补说的是两点。一是，这明确提到年代的五处，都
是卧评所说的“文字过峡”。所谓“文字过峡”，就是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
事过渡。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二回乃全书正文的发轫，周进故事的登台。第
八回为王惠故事的结束，二娄故事的开始。第二十回是匡超人故事的结束，
牛浦郎故事的开始。第二十五回是牛浦郎故事的结束，鲍氏父子故事的开始。
第三十五回乃庄绍光应征故事的结束，虞育德主祭故事的开始。二是，这只
有作者有意为之，才能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旨在说明哪些故事是发生在明
代哪一时期，让读者对其发生的大致时段能了然于胸。
其三，从时序和时间状语的关系看问题。
时间状语诸如“过了半年有余”、“足足闹了半年”等等，这在其他小
说中，一般皆属作者的漫然着墨，可出现在《儒林外史》里，作者却是语语
经心的。如果说，书中明确提到的年代，是作者对笔端时序问题的“点睛”，
那么，相将出现的那众多时间状语则是作者在“画龙”。还是让我们就上述
四个时段来说吧！假若对这四个时段中的故事作一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
每个故事中各时间状语表述的时间之和，就是该故事所由发生的总时间；各
个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之和，又恰好与该时段的总年数是相合的。这一点，
章培恒先生已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以第二和第三时段为例作了
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在该文的注中作了补充说明。兹再对更为复杂的第四时
段作番考察，以资补证①。按鲍文卿与向知县相别及其以廷玺为子，是在同一
年，即第二十五回所说的嘉靖十六年。鲍文卿与向知县重逢，向云：“自同
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
于向知县和鲍文卿重逢之年“十月十三日”，由向知县为媒娶王氏之女；“看
看过了新年”，向知县带鲍氏父子下察院去考童生；“又过了几个月”，王
氏死于难产；“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亦病故；“过了半年有余”，金次
福为鲍廷玺说媒，议娶王太太，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九年。第二十七回写王太
太即“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当她知道鲍廷玺却原来是个戏子，气成了一
个失心疯，“一连害了两年，把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夫妇被鲍老太赶出
了家门，在外借一间屋居住；难中鲍廷玺与在苏州抚院衙门做相公的胞兄倪
廷珠相逢，“又过了半个月”，在倪廷珠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其时当在
嘉靖三十二年。第二十八回写鲍廷玺到苏州探望倪廷珠，谁知倪廷珠已死，
乃投季苇萧于扬州，又为季苇萧下书予客居南京的季恬逸；第二十九回写季
① 关于鲍廷玺过继给鲍文卿为子时的年龄问题，卧本刊刻时有误，说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
注⑤，其说甚是。
恬逸与萧金铉和诸葛天申合选文章，“到四五个月后”，诸葛天申那二百多
两银子也就所剩有限了，恰值慎卿来南京，三人便去拜访，“那正是春暮夏
初”；第三十回写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其时当
是嘉靖三十三年的五月初三。第三十一回写鲍廷玺于莫愁湖之会后，在杜慎
卿处“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去杜少卿家打抽丰；第三十三回写鲍
廷玺向杜少卿借钱，说“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
该回又写“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
房子并予本家”，“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于是便移家南京，那
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回
写天子招贤，庄绍光决定先应征，然后辞爵，而杜少卿则托病谢聘，醉心于
看花饮酒和泰伯祠的修筑；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面圣呈策，其时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显而易见，这与上述第四时段的年代完全吻合。因此，
书中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可以推断的，比如鲍文卿的死，当在嘉靖二十九
年二三月间。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的时间顺序并非一般的情节线索，
它对书中的主要事件还起纪年作用，从而也就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编年
史的性质。
其四，从时序和他人伪墨看问题。
今见最早的刻本，也是以后各种版本之母本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乃五十六回。那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它“与
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张慧剑校注本前言），明显
地出自某妄人的狗尾续貂，这一点已几成近人和时贤的共识，所以亚东图书
馆本仅将其作为附录，而张慧剑校注本则将其删去。
然而，今见张慧剑校注本等五十五回的《儒林外史》也有个令人深思的
现象，那就是如同美国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所说的：
其“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
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
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事长官
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
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吴组缃先生在他的宏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结合程晋芳
作的《文木先生传》和《全椒志》都说《儒林外史》原书只有五十回，曾明
确指出：其中“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
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
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理由是：“这些片断，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
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
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
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
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
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这
一结论是从鉴赏学的角度得出的。与此殊途同归，章培恒先生则从考据学的
角度考证出：“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
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乃“后人窜入”。其摆出的一
个重要证据是：“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
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在把上述后人窜入的部分去掉以后，我们可
以再一次看到吴敬梓在计算时间上的精细。”不言而喻，章培恒先生所说的
这些后人窜入的部分，便涵盖着吴组缃先生所例举的上述片断。这种研究方
法不同而结论上的殊途同归，显然是由于他们道出的只不过是种铁案如山难
动摇的事实。
这里，需略予补说的是三点：一是，疑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赴京面君，投
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吴轩饷银一节，以及第三十五回庄绍光辞爵
还乡，夜宿荒村遇老妇走尸、老翁咽气一节，亦皆后人窜入，而且窜入者与
写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者为同一人。何以言之？这两个插曲，皆游
离于它们的回目题意之外，且与回中的前后情节不相关，其窜入的痕迹甚明：
一也。萧云仙即萧吴轩之子，父子二人皆善以飞弹打人，而今日之四川恶僧
即昔日之山东贼头赵大，则窜入者窜入萧吴轩飞弹击赵大是旨在为萧云仙飞
弹打恶僧故事作伏线，其意自明：二也。“老妇走尸”故事，怪诞不经，风
格和全书迥异，而却与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寻亲”中窜入的“黑九兆雪”故
事相侔，乃坊间小说俗套：三也。二是，“卧评”评庄绍光遇响马一段谓：
“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
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
知者索解也。”诚然，吴敬梓确实善用“皮里阳秋”法，此评也的确符合该
段对庄绍光的描写；然而，在他的笔端却从未对庄绍光下过贬辞。因而，此
评不只可以作为该段系后人窜入的一个硬证，而且可以作为该段的窜入当早
于卧本的一个铁证。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后人窜入的部分不只在作品
的时序面前会原形毕露，而且在鉴赏学面前也会露出它的马脚，可见这部小
说的艺术结构不是松散的，而是缜密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
第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随意的凑泊。
要而言之，正如刘知几《史通·列传》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
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
件暗“历帝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
“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
是纪传性结构形态。
三关于“功名富贵”说问题的补说
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也罢，说“‘功
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
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
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
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
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
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
杂多于整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
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
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
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
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
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
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
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
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