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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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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小小亢龙”——第四十九回)。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
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然追逐的人。于
是南京又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式人生的对比象征,南京表征着比较更复杂的一
般人生上的问题。北京式的人生,吴敬梓曾经藉周进、范进和匡超人等痛快
的嘲谑过了;也曾藉荀玫、王惠(两人不是沉浮不定,就是造祸及身)彻底
的否定过了;于是他切断这一景,把北京干脆远推到不再关心的后台去。当
他转到南京这边来的时候,一方面他采用了一个普遍的眼光,广泛地取材;
一方面便经此而展示出多种生存的样式,包括他不厌其辞去讽刺的,和他自
己还在徬徨疑惑的;一些流行在一般人中间的俗世生活,和一些明哲者在追
寻着的理想生活。但无论是此抑或彼,吴敬梓都把它们系在同一根桅柱上,
让它随着传统和现实所形成的风向去漂浮。

于是随着人物的递相赓续,开始了一种轮唱式的流浪故事。我们不妨先
把前面几个属于北京的人物和一些枝节的伴奏性的角色放开不论,姑且作一
个按序的出场,那么娄玉亭和瑟亭两兄弟可以说是最先揭开了这一连串流浪
的序幕。虽然娄氏兄弟本身并没有向南京方向去,但寄身在他家门下的,如
蘧公孙、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等人,后来都浪迹到南京或芜湖沿江一带。
而且人头会以后张铁臂、权勿用贪得无厌的丑剧,使得娄氏兄弟高门贵族的
豪侠梦破碎,庇护流浪食客的那一种自尊自负受到狼狈的讽刺,从此后娄府
门虽设而常关,这一批人再也找不到如此托庇之所了。受豪门豢养的时代后
来成为一种回忆而已(蘧駪夫道:“我家娄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
第三十四回)。虽然杜少卿的慷慨又胜于二娄,但是当季苇萧说这话的时候
(同上节),少卿其实早已成了无恒产的平人,在秦淮岸边过着有出无进的
生活,所以二娄“结交宾客”的时代过去以后,从蘧公孙引出的马纯上开始,
读者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士子文人孤单单地踽踽在漂泊的旅途上。即使像季苇
萧这样乖巧善谋的人,能够在穷极无聊时,入赘商家打打秋风,但是仍然不
能因此而获得生根的乡土之念;实际上他根本就脱不掉中国文人本质上的那
一种流浪命运。

吴敬梓在许多故事里告诉我们,自从养士的古风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而科举渗入农村社会以后,士人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或被诱,离开了
他们曾一度生根于斯土的乡国,来到一个不再有权势护佑而实际是彼此利用
和依赖的社会上漂泊流浪(这时文人已从宾客降到被雇用的地位,例如周进、
牛玉圃、余大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当知识增进以后,就和素朴简单的古
老传统生活生出龃龉来(匡超人、牛浦郎是最好的例证),而来到社会上却
又成了无用之才。再回乡村故土既不可能,于是他们便无休止的流浪漂泊,
一世纪又一世纪的。追求虚饰无用的知识的结果,是整个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这就是吴敬梓对这个科举文化提出来的最大的问题。

同时,吴敬梓不仅指出科举制度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紊乱,他更把
这流离漂泊扩大到整个生存形态上去。从季恬逸的三餐无着,到庄绍光的玄
武湖隐居等等,作者简单地概括了两个类型,一个是基本物质的严重匮乏,
一个是精神上的不得要领。先就前一种看,吴敬梓在这方面的描写兴趣是相
当浓厚的。事实上,文人挨饿是个永远的苦难。我们在开篇不久已经看到周
进吃斋的苦戏,和范进草标卖鸡的闹剧了,接着杨执中这个三人小组的骗吃
骗喝等等,我们都撇过不谈,马纯上开始被饥饿所追赶而东飘西荡;牛布衣
从范进的幕客,而娄府的幕客,娄府席散门关以后,牛布衣似乎依靠无着,
就毫无目的地流浪到芜湖一个荒庵里;病死的时候,残骸之外,只有六两买
棺木的银子,和一本徒具空名的唱和诗集,而离家一千余里之外。这幕景象
自然是流落文人最凄凉的挽歌了。再说陈和甫打卦算命,永远如影逐形一样
的,承意观色在各式各类权贵的客厅里,情况的困顿狼狈也是可知的。接着
牛浦郎又冒着牛布衣的名字,离乡背井,寄食四方,双重的托身于人,到后
来不但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完全失去了本来的自己,居然也就借用
着牛布衣的意识在那里生活。当然,这种景况就比牛布衣的客死,悲惨之外,
还加上讽刺。然而牛浦郎的故事并不是仅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荒唐笑话而已。
牛浦郎以后,由季苇萧为首的一班浪子文人,一伙一伙地登场,包括辛东之、
金寓刘、季恬逸、萧金铉、诸葛佑、郭铁笔、金东崖等等。这一班人的共同
形象是:秀才方巾、衫履不整,以游荡为生活,没有一定的居处,而且根本
就没有行业;甚至,我们既不清楚他们来历,也不知道他们除了骗取以外究
竟怎样生活。他们像浮萍样的,忽然风向相同就聚在一起,忽然一阵乱风又
被吹散了。作者并不费文字去一一分辨他们,因此虽各有姓名,但面目是模
糊的,他们只有,也只认一顶方巾做共同的标志,只要见了方巾,就可以称
兄称友。在方巾意识下,他们结为一个大群体,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说着同
样的言语,做着同样的动作,于是在集体同化作用下,他们或结伴而行(如
牛玉圃、牛浦郎一对假祖孙,以及季苇萧一群),或孤形只影(如马纯上、
牛布衣、余大先生),艰难地,像漂鸟采食一样,流浪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大
城市之间;也像漂鸟的命运一样,没有一个地方可供长久的饱足,永远在食
尽则行的循环里生活。他们所凭藉的,既不是才智的供应,也不是真正的生
存勇气,简直只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应而已。他们既被北京的成功所拒(秀
才之伦,在科举上只能算是最不幸的和最小的成功。做不成秀才还可以去种
田,做生意,做了秀才,运气最好的是坐馆,但永远不在朝廷考虑的人才之
列),又被他们自己离弃的乡土所遗,过着逐世如转蓬的生活。魏晋时代狂
狷之士曾经自我放逐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儒林外史》中这一群褴褛的漂泊
者,却被放逐到最赤裸无情的生存环境里来。但是我们何必只把这命运限制
在科举时代的秀才身上呢?在一个被制度所僵化的社会,和一个空谈文教、
却观念狭隘因循不进的环境,这种中层以下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被牺牲的。吴
敬梓至少已经无意中(或根本就是有心的)指出:举人进士固然是糟蹋自己
人格换来,但身家性命总算保住了,唯有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彻底
的沉沦:既无从以道德自守,又甚至丧失了根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不幸这
种秀才又不胜其多,检视《儒林外史》全书,除了寥寥几个举人进士外,描
写秀才生涯,或与秀才差不多类层的如童生、贡生、监生、廪生之类占了八
九成,假如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秀才史是更切实的。换句话说,这些不能


登上儒林传的秀才,便是一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最大组成分子,也就是社会
的中等阶层(虽然在经济层面上,他们绝大多数降入了无产的贫陋),因此,
吴敬梓的全书构图已经一目了然,他早在柴霍甫前一世纪,已在关怀着这个
最苦闷无奈的人群,他认为生存的荒谬在这些人中间显出了最赤裸的面目。
因此他虽然不能不仍站在道德的立场,对他们德性上的自弃有所谴责,但是
他泄露了这一群人艰难破陋的处境,不能说不怀有某种怜悯之情的。

当这一群纯粹如觅食之鸟的流浪文人,还在踯躅来去的时候,吴敬梓开
始写杜慎卿,以杜慎卿逐渐引出另一层次的精神上漂泊无主的景况来。慎卿
本人原是不能归类到任何一个漂泊群里的,他在主题上是一个过渡人物。作
者写他似乎是在转换一种趣味。把季苇萧和萧金铉等那一群太荒唐鄙吝不堪
的场景结束,而过渡到杜少卿的磊落境界上来;因为一部《儒林外史》的整
个意念并不只在浮世绘而已。而同时慎卿本人也有若干潜意识是值得讨论
的。譬如作者一直把慎卿浸染在“自我爱恋”的情绪中(慎卿举手投足莫不
属此,而最嘲谑不过的,是雨花台夕阳中顾影徘徊的一景),照说像他这样
矜贵自怜,应该及早丢开季苇萧那一班糟烂的朋友,超然高立的;但他在南
京却终日和他们盘桓,甚至与季苇萧气味相投起来,结果便正落在他讥刺萧
金铉的那句“雅的这样俗”的讽言里。以他轻世傲俗的才情,却也投顺着当
朝的权威,例如他说方孝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这种含混是非的话,不免叫
人疑惑慎卿骨子里面究竟是不是真有一个生存的原则?慎卿算得上是绝顶聪
明的人了,可是他终于自误于歧途;神乐观会来霞士的一幕,就是慎卿后来
也会去优贡选官的预言,而做官在作者的价值系统里是没有可信地位的。吴
敬梓认为一个人刻意做官,不仅是放弃一己的操守,向现成的利益投降,并
且是放弃生存意义的追求,而自堕于已经论定的模式中(因此角色一旦做了
官,作者就停止对他的传述)。但慎卿终于进京做官,那么他忍受来道人的
恶丑,也就成了一个妙喻,而不足为怪的了。杜慎卿这种徘徊于两者之中的
居间性质,对他自己来说,倒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他永远在自我修饰的
优越心理中生活,以致于总不去逼近地揭开这一层外幕,让他自己去正视内
里的矛盾虚假。于是,就是像罗亭那样太晚来的悔痛也是绝不可能的了。

而这种居间性质,却在另外几个人物的精神上留下比较深刻的冲突痕
迹。他们大多是被播弄在两个价值世界里,一个是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一
个是个人良知的价值观。因为这几个角色比较带有反省的气质,当两者发生
冲突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就有了《儒林外史》里难得有的人物的心理过
程。换言之,有了心理过程,于是才展现了人物精神上的失主和失调。像王
惠、马纯上、庄绍光、王玉辉、余大先生等,可以算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人
物了。王惠本来是跟荀玫甚至匡超人等同型类的,他接受官场上现成的一切
作法;但是归降宁王的罪祸,使他在现实生活上不得不抛掉旧有的一切,逃
匿江湖(陈和甫替他扶乩已预言:大江烟浪杳无踪)。在这形体的流浪中,
精神当然有无限痛悔,不过这起始的痛悔,只是对降顺的事而言(扶乩辞说
“一盏醇醪心痛”,王惠投降时,宁王曾赐酒一杯。)还不是整个思想和心
理的转变。直等到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出现,从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王惠的
最后面目,那才是一个经过挣扎而彻底痛悔的人;但却是一种可怕的悔恨。
王惠对数十年来万里寻亲的儿子(即郭孝子,这时已“花白胡子”了)说:
“我是没有儿子的”,终于到死都闭门不见。他以弃绝伦理做个人的赎罪,
无宁是太偏妄了。庄子说“无入而藏,无出而阳”(达生篇语),如此,则


王惠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安居。王玉辉的悔恨却不同于这样。一方面他没
有采取前者那种艰难晦黯的方式,开始的时候,王玉辉执意赞同女儿做那“青
史上留名的事”,让她在丈夫死后活活饿死殉节。王玉辉那一种斯芬克斯
(Sphinx)式的冷静,的确令人震惊;可是贞节牌坊竖完了以后,死人荣誉
的荒谬,和活人情感的痛切,终于榨出了他一丝半点的被礼教所枯涸的人性
来。我们看到他流出了眼泪,一个平常人悔恨时应有的眼泪。这眼泪虽然没
有使他的心灵完全复苏,但至少我们总算看到了“痛苦”;这痛苦是几世纪
以来,在错误道德重荷下,所透出的一声哽咽。而另外一方面,王玉辉的悔
恨又比王惠要复杂的多,王惠不过是是非分明的个人取舍的问题,但王玉辉
却负担着对传统道德的信念面临考验的问题。王玉辉一切举动都是从一个概
念里演绎出来的(他毕生致力写三本书,字书、乡约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礼书),例如要女儿殉节,就是那最戏剧化的道德箴言“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不折不扣的实验。吴敬梓对传统道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当它(传统
道德)中间的某些只萎缩成了形式的训条以后,它对我们的生存内容,究竟
会腐蚀到如何程度?但是这种经过几世纪堆砌成的信念,在王玉辉心里,却
不太容易动摇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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