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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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古人作品里的人物移到而今，当然得使他们改改装。但问题还不
这么简单。我想有些东西是无法移置的。
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吧。要把他们写成现在的人，那不妨让一个穿上西
装，一个着上高底皮鞋，两家头也看电影，也逛公园，还写写“爱人啊”之
类的白话诗。可是除此以外，是不是就可以照《石头记》所写的那种情节原
原本本搬过来？——可是而今世界不同了。而今这姓贾的要娶那姓林的，娶
就是。贾母以至凤姐儿都阻拦不了的。如果再闹一出原书上的悲剧，那么这
双主人公就未免太泄气了。
像贾宝玉那号人物，现在当然有。《石头记》作者是照当时的风气，拿
当时所能发生的事件，来表现出这些人物的性格的。一把他们生到现在，则
因风气不同，所能发生的事件也异样了。就得拿别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性格。
《儒林外史》呢，那上面的各种人物，——不用说，而今他们还活着。
我是时常碰见他们的。
至于书中所用以表现那些人物的种种情形，那可也不比《石头记》里所
写的那么难商量。我之所以觉得这部书所写的东西，特别亲切者，大概是这
个缘故。
假若作者吴敬梓先生现在来重写这部书，那原有的故事多半不用另打主
意。不过原有的那些术语，是得改一改的。
怎么改法？
我记起从前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们讲过的话，倒极可
以做一个参考。那位老师说：
“你们一拿到文凭，就是个秀才资格了。我希望你们都去进中学，中学
毕业就是个举人，还希望你们都去进大学，大学毕业就是个进士。”
如此类推。
（现在有些书上把外国的那些国家学会译为“翰林院”，实深得此旨。
前一向看见报上说蔼弗·居里（Eve Curie）小姐来到我国，我一想起她的太
夫人乃是法兰西的头一个女翰林，就觉得非常高兴。）
于是乎马二先生现在就点点头：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
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
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马二先生虽然说过“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但现在不用
这取士，我想他也不会怎么以为不好。
各代人原有各代人的“本朝”，各有其“本期”的举业，各有其“极好
的法则”：致力于此道，禄在其中矣。这犹如天造地设的一般，谈不到什么
同意不同意。比如造物主造出了我们，使我们去求生存，去求食，因为不吃
东西就得挨饿。难道我们对造物主定出来的这个“极好的法则”，会表示反
对或赞成么？
一个读书人生在唐朝，当然就弄诗赋。生在宋朝，当然是理学。生在马
二先生的本朝，当然是时文。此外都是杂学，要不得的。诗词歌赋之类，连
想也不能让后生们想到那上面去。要是生到乾隆年以后的清朝，诗也得考首
把，那么马二先生当然就也得做做诗了，倒要劝诱得后生们非想到那上面去
不可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马二先生就得教我们专读教科书，专预备功课，
像匡超人先生那么开开夜车。不可去看什么课外书，那尽是些杂览。否则就
拿不到文凭，“那个给你官做？”
何也？——因为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二）
这实在是马二先生的可敬处，他自己只进得一个学，连举也没有中一个。
他却并没有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而且他一点也不嫉妒那些已经吃
到了葡萄的狐狸们。他倒拿这挣功名的大事来鼓励后生们。人既生于斯世，
就应该这么做：这是天经地义。而做官，是为了行夫子之道。他好像是那种
最虔诚的和尚——为了真正信佛而修行的，做起佛事来也诚心诚意。
然而他没有得到正果。
而那些已经得到了正果的和尚，倒未必有他这样的信念。他们不过是身
为出家人，则只有这一手才博得施主们来随喜随喜，来广种福田，就这么做
做而已。他们非常切实。
你看，跟马二先生同时代的那些翰林公，孝廉公，有几个像他马二先生
那么老实，像他那么想的？那衮衮诸公——难道都也是考虑到这“法则是极
好的”，才去举业的么？
但他们自己既然已经吃到了葡萄，当然就说它是甜的。非吃不可。吃任
何别的东西都不算数。施御史说得好：
“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的出
身。”
对那些没有吃着葡萄的同类呢，他们当然是看不起的：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层道理实在颠扑不破，并且也很容易明白，就等于有人说：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得了学位去？”
马二先生也正是这么一个不够有学问的脚色。要照我那位小学里老师的
话算来，他才只有个小学毕业的资格。他连个中学文凭都没有拿到。他没有
什么官好做，只配在文瀚楼当当编辑，替书店里编几部最切用的书来。这断
不是“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因为而今是不作兴时文的了。而今马二先生
要编些“投稿指南”，“各科常识问答”之类了。
他编得极其认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到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无
非是要叫后生们有益，能够“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篇的道理”。如果现在
有这么一条试题——“何谓悲剧”，他恐怕会规规矩矩从亚里士多德查起，
细细参考各家所定的界说，小心在意地斟酌出一个答案来。
然而书店老板可不大中意这种编法。他们倒是更欢迎马二先生那位后辈
匡超人先生些。
那位匡先生才不像马二先生那么迂哩。他听话得多了。书店里要货要得
快，他出货就出得快。甚至于交货还比老板所预期的早几天。不过屈指十日
之内，就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好马上去赶市场。广告上少不得仍是称
它做“精选”，因为文瀚楼书店少不得也是不惜工本，又并不为图利，而是
专门“为文化界服务”的。所出版的——那不用说，当然尽都是指导青年们
学习，为我辈后生非读不可的书了。
老板高兴得不得了，着实嘉奖了匡相公一番：
“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瀚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
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
能够赶着发客，自然是“极好的”。
书一出，匡超人先生立刻成了老作家，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道地老前辈：
他亲眼看见有人供着“先儒匡先生之神位”。那位马二先生也不在他眼内了：
“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最糟的是——这马纯兄的选本不大行销。这又怎样能够服务文化界呢？
“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
都有的。”
这不足为奇。他比马二先生会做人得多。他能够赶市场，顾到销路，倒
真是个现代化的脚色。他当然会行时。那个文瀚楼老板对他说的那些话，真
一点儿也不错：
“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
马二先生也是为了编辑费而编书。而且一方面也是为图一个名。这跟匡
超人先生原是一样的。
所不同者，只是马二先生老实忠厚，干得认真不过。他一面靠编书吃饭，
一面又要务使读者真正得到点益处，决不肯误人子弟。他这就活该落伍了。
弄得书店老板都不喜欢他。
要是市面上多出现了几个匡超人先生那样行销的脚色，他老先生势必至
找不到一碗饭吃，非改行不可。
幸而——匡超人先生虽然极其行时，可是一出了名，就把这个玩意儿一
脚踢开，到京城里招亲得意去了。
倒是这位不大受欢迎的马二先生，还老是守着这个老行当。竟仿佛把这
个当做他的终身事业似的。
至于别的大选家们，也没有谁看得起他。试听听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
先生在胡三公子家里发的议论看。一提起马静——“那可正是他把个选事坏
了。”
马二先生对后生们排斥了一辈子杂学，于文章讲了一辈子理法。而今倒
招得这位卫老先生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而“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
不知，一味胡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一看见他的选本，就“叫弟
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他们自己当然了不起。他俩一唱一和地早就谈过。这个说，近来的选事
益发坏了。那个说：“正是。前科我两人该合选一部，振作一番。”
只有他们两位才真是大批评家：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
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
这么着，这两位先生就谈得满座都肃然起敬。
但马二先生不会来这一手。他没有研究过“文坛登龙术”。
从这些地方看来，那么马二先生即使做举业做成了功，乡榜中了，会试
取了，做了官，可是——老实说，我也为他放心不下。
他做起官来，要是老脾气不改，又像他选文章一样迂法呢？也许——时
常一个案子要办好久，不肯苟且下批。上要对得住朝廷，下要对得住子民，
还得处处合乎圣贤的法则。这样，则他的官运是不是好得过匡超人那号脚色，
那可就说不定。
比如说吧，像王惠那样的历练——劝他的同年荀员外不报丁忧，以免耽
误三年的前程。马二先生肯替人家出这样的主意么？那位王员外一补授了南
昌知府缺，头一个关心的就是“地方上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
略有些甚么通融”之类，因为做官原是为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马二先生会这样想么？
后来那位王太守一出马就“置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
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再又较量了
两种板子的轻重，“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马二先
生肯这样干么？
而王太守却是江西第一个能员，不久就升了道台。
要是他马二先生——你想想吧，可行？
他说不定也会落得个没趣。官场上的人也看他不起。人家一提到他，也
许会像高翰林议论杜少卿的父亲一样：
“他中了个进士，只做得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
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
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
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三）
总而言之，我们这位马二先生之为人——处处跟人家不同。人家也谈制
艺，他也谈制艺，然而他的跟人家的不同。人家也做举业，他也做举业，然
他的跟人家的不同。
这部作品把那些做举业的许多人物——不管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都一
个一个拖上场来。有得意的，有不得意的。有半生潦倒而一举成名的。有登
了龙而又坍台的。作者剖出了他们的灵魂，判出了他们的命运，画出了他们
的脸嘴。他把他们嘲笑了一个够。
可是半中腰里，忽然闪出了这么一位马二先生：一个忠厚长者，一个极
本分，极正直，极纯洁的人物。叫人看了又敬他，又想拉住他的手跟他亲热
亲热。
可是这位先生一出场——又给描写得叫人笑不是，哭不是。
作者分明也调侃了这位马二先生。
这似乎太忍心了一点了。为什么一定要拖这么一个好人下水，把他也排
到这队丑角里来呢？
马二先生要是不上场，我想谁都可以放放心心地去读这部书。即设我是
有马二先生那么一副头脑，认为举业是“人人必要做的”吧。我也还是可以
嘻嘻哈哈地读下去，十二分轻松。这里所写的那些脚色，诚然极其可笑，甚
至于不堪。可是我仍不妨把它看作事不关己。我可以对自己这么说：
“那不过就是这几个人可笑，不堪而已。这并不能怪制艺本身有什么毛
病。倒是这几个人把这个‘极好的法则’坏了。他们全不知道这个法则的真
精神。所以作者嘲笑他们。作者却不曾对制艺本身嘲笑过，抨击过。”
然而马二先生一登场，可就没这么轻松了。马二先生的见解，对我们的
教训，以及他的行事等等，那确实是代表了制艺的精神的。
别人做举业，也许并不纯正，或者是拿这个来做敲门砖，或者是用它来
做幌子，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干。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严肃，一点不马虎，
一点不随便。他是制艺的真正辩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