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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红色经典 作者:梁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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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自序) 
  近年来我写了几篇记述伟人的文章,引来多种报刊的转载,有的篇目还很快被选入高中课本。 
  我原先决无一定要搞这类创作的打算,只是在工作实践中,在读经典著作时认识了这些伟人,而在目前的改革实践中,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认识他们,于是就拿起思考的笔。这其实就是几篇读书笔记,几乎每篇都可以从日记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 
  伟人所以伟大,让后人时时想起,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业绩、他的思想曾经辉煌一时,对历史进步起过推动作用,这将永不会改变,人们永会怀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现实意义。对照现在发生的事情,新的矛盾、新的课题,人们又想起过去的伟人,发现许多事情在他们那里早已解决,或者深受启发,成了一把打开现实之锁的金钥匙。比如他们的思想、方法、人格、作风、经验等。有着这两个理由,伟人题材是永写不够的。并且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作家阅历体验的不同会常写常新。每一个后来人,当他或因国事而心忧,或因琐事而心烦,或因歧路而彷徨时,回望一下伟人这座高峰、这座灯塔,就能得到一股浩然之气,一种聪明,一种智慧。 
  但是伟人与我们总会有一定的距离。伟人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大了,但这主要是靠他们的伟业、理论,靠政治影响。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被舍弃了过程之后的结果,所以往往敬而远之。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要沟通情理,有血有肉,让读者可亲可信。所以我写伟人时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是努力“顺藤摸瓜”去找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样子。在这个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我找到了瞿秋白同志的故居,特别是门前的那座已成过去的“觅渡”桥,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落难江西时劳动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挥了国共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西柏坡,还有召开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甚至远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在德国西部找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房子。伟人的思想和业绩是一棵大树,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是它的年轮。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指出一个亮点。 
  伟人是个旧题目,旧题最难作,这是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打通,明白如话,纤毫毕现,读者已无惑可释,无知可求。但无中求有,便是大有,便是新路,会别有一番惊喜。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6500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谁能想到,当初她却是诞生在一只小船上。在建党80周年之际,我特地赶到嘉兴南湖瞻仰这只小船。这是一只多么小的船啊,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它被一条细绳系在湖边,随着轻风细浪,慢慢地摇荡。我真不敢想,我们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80年就是从这条船里倾泻出来的吗? 
  因为它是党史的起点,这条船现在被称为红船。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但很快就被巡捕监视上了。不得已,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之一李达,他的夫人王会悟是南湖人,是她提议到这里来开会。8月1日,王会悟、李达、毛泽东先从上海来到嘉兴,租好了旅馆,就出来选“会场”。他们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见四周烟雨茫茫,水面上冷冷清清地漂着几只游船,不觉灵机一动,就租它一只船来当“会场”。当时还计划好游船停泊的位置,在楼的东北方向,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第二天,其余代表分散行动,从上海来到南湖,来到这只小船上。下午,通过了最后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 
  今天,我重登烟雨楼,天明水静,杨柳依依。这烟雨楼最早建于五代,原址是在湖岸上。明嘉靖年间,当地知府赵赢疏浚南湖,用挖起的土在湖心垒岛,第二年又在岛上砌楼。有湖有岛有楼,再加上此地气候常细雨蒙蒙,南湖烟雨便成了一处绝景。清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八到烟雨楼,至今岛上还有御碑两通。现在楼头大匾上“烟雨楼”三个大字,是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亲笔所书。历史沧桑烟雨茫茫,我今抚栏回望,真不敢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当初是那样的艰难。那时百姓穷无立锥之地,要想建一个代表百姓利益的党,当然也就没有可落脚之处。列宁说:群众分为阶级,阶级有党,党有领袖。当时这12个领袖是何等的窘迫,举目神州,无我寸土。我眼看手摸着这只小船,这些小桌小凳,这竹棚木舷。我算了一下,就是把舱里全摆满,顶多只能挤下14个小凳,这就是现在有6500万党员的中共一大会场吗?但这个会场仍不安全,王会悟同志是专管在船头放哨的。下午,忽有一汽艇从湖面驶过,她疑有警情,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他们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啊!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作掩护。但不管怎样,工农的党在这条小船的襁褓里诞生了。距南湖不远是以大潮闻名的钱塘江,当年孙中山过此,观潮而叹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共产党在此顺潮流而生,合乎天意。 
  西方人信上帝,我们认马克思主义。也许是马克思在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这个大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共产党就是敢立于涛头的弄潮儿。一大之后,毛泽东一出南湖便买船南下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说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那只小木船上坐着的就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于此,只见到几只远去的船影和留在岸上的一双草鞋。抗战8年,共产党在陕北聚积了力量,然后东渡黄河,问鼎北平。而东渡黄河靠的还是老艄公摇的一条木船,船仍然不大,以至于连毛泽东心爱的白马也没能装上。中国革命的整个司令部就这样在一条木船上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久就有百万雄师乘着帆船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们喜欢说他们是马上得天下,中国共产党真正是船上得天下。是船上生,浪里走而夺得天下的啊。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是邓恩铭,这位从贵州南部大山中走出来的水族革命家,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31年被杀害。接着是何叔衡,红军长征后,他在一次突围中,为不连累同志跳崖而死。以后脱党的有刘仁静,叛党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毛泽东则成了党最长期的领袖。12个人中只有董必武再回过故地。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涛翻云涌,其思何如。 
  中国古代有一个最著名的关于船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是讲不实事求是,不会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不讳言曾犯过错误,也曾做过一些刻舟求剑的事。我们曾急切地追求过新的生产关系,追求那些在本本里看到的模式,硬要在我们自己的刻舟之处去找主观上想要的东西。因此也曾有几次尽兴放舟,“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最危险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险些翻船。但是我们也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是一条大船,都说船大难调头,但是邓小平成功地指挥它调了过来。在我们干社会主义数十年后,又敢于重新问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敢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这勇气不下于当年在南湖烟雨中问苍茫大地,船向何处。 
  红船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80年。其间有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80年来,党的领袖们时时心忧天下,处处留意行船的规律。历史上第一个以舟水关系而喻治国驭世者,大概是荀子,后来魏征也把这个比喻说给唐太宗。他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我们这只小船航行到第34个年头,时在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过七大,胜利在即,将掌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问,如何能逃出新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答:“靠民主,靠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打造出一只共和国的大船。后来,红船航行到第71个年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指航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扬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又一次勇敢地冲上浪尖。当这只船航行到第79年,2000年江泽民视察浙江——历史巧合又是红船的出发地。他指出:党要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时刻坚持“三个代表”。浪里飞舟八十年,心忧天下三代人。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 
  南湖边上现在还停着这只小小的木船,烟消雨停,山明水静。游人走过,悄悄地向它行着注目礼。这已经是一种政治的象征和哲学意义的昭示。6500万党员的大党就是从这里上岸的啊。从贫无寸土,漂泊水上,到神州万里,江山红遍。党在船上,船行水上,不惧风浪,不忘忧患,顺乎潮流,再登彼岸。 
  (2001年6月21日) 



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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