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译注-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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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任：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山东济宁。②屋庐子：孟子的学生。③亲迎：古代婚姻制度，新郎亲迎新娘。这里代指按礼制娶亲。（4）岑楼：尖顶高楼。⑤钩：衣带钩。一钩金即一衣带钩那样一点点金。（6）翅：同“啻”，只，止，但。97）紾（zhen）：扭转。（8）处子：处女。
　　【译文】
　　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问：“娶妻和礼哪样重要？”
　　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如果非要按照礼节才吃，就只有饿死；不按照礼节而吃，就可以得到吃的，那还是一定要按照礼节吗？如果非要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可以娶到妻子，那还是一定要‘亲迎’吗？”
　　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比较基础的高低是否一致，只比较顶端，那么，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可以使它高过尖顶高楼。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答复他：‘扭折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可以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到吃的，那会去扭吗？爬过东边人家的墙壁去搂抱人家的处女，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会去搂抱吗？”’
　　【读解】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
　　任国人采取诡辩的方式，把食与色的问题推到极端的地步来和礼的细节相比较，提出哪个重要的问题，企图迫使孟子的学生屋庐子回答食、色比礼更重要。屋庐子当然不会这样回答，但由于他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而不能够跳出来，所以就只好语塞而求助于老师了。
　　孟子一听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辩手段，并且生动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接着从金属与羽毛的比重问题过渡到分析任国人诡辩的症结所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的方法问题。孟子的意思很明确，比较应该让以较的对象双方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基准上，而不应该把一个对象推到极端来和另一个对象的细节相比较。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错误而荒谬的了。所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给学生以诡辩对诡辩的说法，从而战胜论辩的对方。
　　所以，这一章内容固然也是孟子对礼的维护和捍卫，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却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的思维方式和论辩艺术。　
人皆可以为尧舜
　　【原文】
　　曹交①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③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④，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①曹交：赵歧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②一匹雏：一只小鸡。③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④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读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
　　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原文】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②，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③，我将见楚王说④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⑤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6）。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7）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e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②石丘：地名，其址不详。③构兵：交战。④说（Shui）：劝说。⑤遇：说而相合。（6）指：同“旨”，大概，大意。（7）号：提法。
　　【译文】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上了他。孟子问：“先生准备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越王，劝说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样去劝说他们呢？”
　　宋释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问、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问，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听‘利’呢？”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几乎就是他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时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是谈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看来，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不仅失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实际上隐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应该认为，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系在内，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尤其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