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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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内容：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现易中天的讲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值得学习借鉴；而所谓的缺点，也许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和一孔之见，谨提出来与易先生及广大读者商榷。
一是风趣幽默。
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有时也穿挿一些现代语言或者和现代事物相比附。这可以触动不同读者的某一根神经，使之哑然失笑。例如：说关羽、张飞、赵云对诸葛亮的话“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品三国》7页）说袁绍想当皇帝。” 人还在； 心不死”（《品三国》57页）。说刘备自已还是光杆司令，“给诸葛亮封个‘上校团副’之类的头衔，有什么意义？”（《品三国》160页）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非常通行的语言，可以触动50岁以上的人的神经。而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则淡而无味，不知所云，就幽默不起来了。
再有，有一些时尚性的东西，可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如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卓，“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还插入一些民间谚语。如说官渡之战时，刘备从袁绍那里开溜，“很可能是已经预感到袁绍的失败。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轮上的那些耗子一样，知道这条船会不会沉。”“他之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品三国》89页）
还有，易中天还常用一些现代商业上的语言，以比附古人古事。如把某一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称作“老板”，说当时士人出仕都愿意找一个“好老板”。又把刘备比作“绩优股”，把袁绍比作“垃圾股”。（《品三国》132页）总之，易中天调动了多种幽默风趣的语言形式，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和书的可读性，使人兴趣盎然，不致犯困或改变频道。这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但搞得太多太滥，就是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有专章进行讨论。
二是荟萃众说，思想活跃。
三国史上有许多难解之谜（其它朝代的历史也无不如此），有一些问题历来就在学者中间争论不休。易中天能够荟萃众说，加以考证、对比，然后作出自已的结论或者存疑待考。他用力较勤，思想很活跃。他的讲述是开放型的，可以引导受众思考问题，起到一定的互动作用。这也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
三是化简为繁，故弄玄虚。
搞学问需要深入，应该有创见，不能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但深入和有创见，不等于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具体地说：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细碎化。
例如：皇帝问题，当时确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也不是那么太复杂，好像没有必要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多侧面、多角度地来叙述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把问题引入一个空前的高度，跨上学术的顶峰，实际上，对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玩那么多的花样吗？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逐渐烦琐化，有人解释《尚书》的“尧典”两个字（那是一个篇名），就写了几万字，至今成为文化史上的笑谈。易中天在解释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到东吴游说孙权之辞时，就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细碎化的倾向。特别是诸葛亮对孙权所说的开头的一句话：“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就解释得过于叮咛备至，好象诸葛亮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都可以奉为经典。我们知道：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以及赴柴桑和孙权谈话时，当时并没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场面，那都是史家事后的追忆之词，大致的意思可能是那样，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死抠，只能“观其大略”，宜粗不宜细。否则就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虚。
再如：易中天提出了《隆中对》的四个版本以及刘备的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前者概念模糊；后者名词烦琐，彼此之间也不好界定，英雄之志与英雄之魂有什么区别？英雄之魂与英雄之气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名词越多越表示深刻，越表示水平高，那么我们还可以一口气再说上一串：英雄之魄、英雄之心、英雄之道、英雄之德、英雄之才、英雄之胆、英雄之度、英雄之情、英雄之智、英雄之威……；有人也可以借鉴易中天的那种方法，提出五个版本的《出师表》，八个版本的《述志令》，岂不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得更复杂了吗？那后果恐怕不会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而成为学术界的奇闻与话柄了。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2）
内容： 四是见解游移，自立自破。
易中天为了树立某一个观点，可以不惜笔墨与精力，运用大量的资料，占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来论证这个问题，使它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即荀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几页之后，也许是几集之后），往往又会冒出一段话，把先前的说法修改或否定了。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见解游移，自立自破”，例如：在皇帝问题上，袁绍的谋士提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的谋士则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易中天认为：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还是要‘挟天子而令诸侯’呢？曹操的谋士们显然是主张前者的。（《品三国》72页）
“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品三国》74页）
“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了‘挟天子’。……反正曹操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品三国》75页）
现在我们就来整理一下易中天的思路。一开始，易中天说袁绍是“挟天子”，曹操是“奉天子”。“挟天子”坏透了，“奉天子”好极了。接下来又说：曹操及其谋士，在公元196年时，基本上是“奉天子”，是“尊奉现在的皇帝的。”但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曹操变了心，高的“格调”、高的“品位”，又都没有了。什么时候变的呢？按照易中天的逻辑，曹操在196年以“高格调”、“高品位”在实行“奉天子”的策略，但在这一年又变了心。说来说去，所谓“奉天子”不过是一个“蜜月”。好比一对新婚夫妻，丈夫在蜜月里很爱护妻子，过了蜜月就拳打脚踢起来，变得这么快，能说原来是真心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接下来易中天又说了一段话：
“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而令诸侯’，并不矛盾。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须消灭异己。目的虽然不一样，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得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他才能实现个人野心。因此，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而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号，是旗帜；‘挟天子而令诸侯’是手段，是牌。什么时候举旗，什么时候打牌，什么时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时候‘挟天子而令诸侯’，他心里清清楚楚，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品三国》75…76页）
这才是明白话，这才合乎逻辑！但既然是这样，你前面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干什么？。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其实“奉天子”和“挟天子”是一样的，曹操和袁绍方面的提法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曹操名为“奉天子”，其实也是在“挟天子”，该有多么干净利落！也省得读者跟你走了那么一程冤枉路。
再如：易书写曹操南征荆州，诸葛亮到柴桑去会见孙权，易中天在前面亮出了一个观点：这场战争乃是曹刘之战，曹操打的是刘备，和孙权没有关系，孙权是被诸葛亮拖下水的。（语见易书195…198等页）
但他绕来绕去，在200…201页谈到曹操写恐吓信时说曹操针对的就是孙权，不管曹操写没写那信，曹操的矛头所指就是孙权。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现在就不多征引了。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3）
内容： 这种自立自破的写法，前后矛盾，不断地偷换论点，既浪费笔墨，也扰乱了读者的思维，何苦来哉！但易中天为什么好这样说话呢？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产生了两个印象。一是他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信心不足，不能用响当当的、义无返顾的态度来支持自己；二是态度圆滑，左右逢源，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都说了，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是无懈可击的。但都说了，也等于全没说，只是引导读者（观众）同你走冤枉路而已。
五曰偏颇化，情绪化
研究历史要有一个严谨、公正的态度，居高临下，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不向潘，二不向杨”（河北梆子《潘杨讼》台词），既不可偏袒某一集团和人物，也不可夹杂自己的个人情绪来叙述历史。从已经播出（出版）的这一部分内容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有偏袒曹操、边缘刘备、丑化袁绍、拔高诸葛亮的倾向。而且研究问题和叙事过于情绪化，什么“可爱的奸雄”、“漂亮的草包”等提法，都是他偏颇化、情绪化的表现。而且为了给曹操多积分，竟迁怒于我们尊敬的老前辈司马温公，说《资治通鉴》有许多“猫腻”。也许是因为老夫孤陋寡闻，鼠目寸光吧，直到如今，还真没听说谁把大史学家司马光及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贬低到这种程度的！不管是内行、外行、还是准内行、超内行，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还是平实一些为好。
标题： 1 三国历史并非扑朔迷离
内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品三国》1页）
易书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场白·大江东去》里，就以“扑朔迷离”的字样，给三国历史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国历史是否“扑朔迷离”？答曰：也是，也不是；归根结底，不是。
为什么说“也是”？逝去的历史时光，对后人来说，有一定的模糊性。不仅三国历史如此，所有朝代的历史无不如此。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能完全复原的，你想要把一切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过去有“燕瘦环肥”的说法，说五代的赵飞燕，是个瘦美人，唐朝的杨玉环 （杨贵妃），是个胖美人。于是有人就研究杨贵妃究竟有多胖，体重多少斤。研究来研究去，浪费了许多时光，也只能是徒劳无益。这种研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其实，我们不仅不知道杨贵妃体重多少，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又能知道他们体重多少？不仅此也，现在的许多歌星、影星、球星、超女，谁又知道他（她）们体重多少？（有的明星公布“个人档案”，说自己是多少斤，但大部分是个谜。）往大处讲，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今天你硬要都搞清楚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不用说一千多年以前的三国时代，就是你个人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追求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那三国史确实是扑朔迷离的，任何朝代的历史，都是扑朔迷离的。但如果我们不过多地追求那些没有记录，难以复原的细节，而着眼于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掌握一些基本史实，那就像许多朝代一样，三国的历史也并非那样扑朔迷离。尽管我国古籍散佚的情况非常严重，保留到现在的古书，连原来的十分之一也没有，但毕竟还有许多史书和其它古籍可供我们参考。仅以研究三国史的主要资料来说，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便有《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录的140多种古书的片断（原书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