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瓮飞救チ说谝惶斓乃健翱粘羌啤保撬韭砉獾摹懊濉保涫嫡馇∏∈撬韭砉獾难辖髦ΑＶ劣谒怠犊家臁飞厦挥校且膊⒉黄婀郑纠础段菏椤飞现皇且桓龉轮ぃ矣趾驼范圆簧虾牛怯钟惺裁础耙臁笨煽寄兀�
再说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孙权乘魏国大丧之机，进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据《三国志·文聘传》裴注引《魏略》说：孙权率领数万士兵进攻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当时下了大雨，城墙崩坏，还没有来得及修补。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阳，听说孙权来了，心想：“莫若潜默（潜伏、沉默），可以疑之。”于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抛头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里不起来。孙权果然产生了怀疑，对左右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于他。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动弹。如果他不是内有密谋，就是外有救兵。”于是便不敢进攻而退走了。
这个记载虽然没有说是否大开城门，但既然说城墙已经被大雨冲坏，那就等于是对敌人敞开了城门。文聘对孙权故意示弱示虚，把城内的兵力都隐藏起来，又对损坏的城墙不加设防，目的是让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而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应该算是一个空城计了。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这条资料注于《三国志·文聘传》以后，紧接着便说了一句话：
“《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为什么相反呢？《文聘传》说：
“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
可见，根据正史的记载，孙权进攻石阳时，石阳城墙并没有被雨毁坏，孙权围攻了二十多天没有攻下，便退走了。哪里有什么空城计的影子？所谓“不动”，是文聘坚守阵地、城地巍然不动，并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里不动弹。所以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绝不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空城计。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1）
内容： 易中天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他被封为温国公，人称司马温公），颇有非议。他说：
“……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除。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品三国》202…203页）
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2）
内容：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刘巴传》和《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时所作的“长编”，份量很大，最后定稿时，则去其繁复，取其精华，因此才使此书成为一部史学名著。易中天孢怨《资治通鉴》删去一些有关曹操的资料，其实这不是对曹操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出于编纂上的需要。不仅曹操的资料有所删削，刘备、孙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是有闻必录的？依我看来，有关曹操的资料，被删削的并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为恼火的，是把乘氏之战从两天改为一天，把他所说的曹操的空城计改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是因为所谓曹操的“空城计”出于《魏书》，《魏书》的记载与《三国志·武帝纪》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马光采用了正史，而不用《魏书》，这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什么“猫腻”。这件事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过多地重复了。
另外，在赤壁战前，孙权和鲁肃谈话，删去了“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句话，易中天也以为不妥。那么，我们且查查《三国志》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鲁肃传》写鲁肃向孙权献策后，孙权最后以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而按《周瑜传》：周瑜从鄱阳回来向孙权献策，孙权最后又用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赘，所以司马温公删去了对鲁肃说的那句，而保留了对周瑜说的那句。这是文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并没有什么深意。
第三． 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人自为传（或纪），有时看不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而编年体史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编写《资治通鉴》时，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数量浩瀚，远远超出正史的记载范围，他把许多重要内容，编入了《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历史，《资治通鉴》很有史料价值。而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三国史资料，却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种古书，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传了。所以《资治通鉴》所用的史料，我们在《三国志》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对于研究三国史来说，史料价值并不高。它对于史料的时间顺序的排列，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这种编年，有的在《三国志》的正文和注文所引书中有眀确的说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理，推测，把它放在一个较佳旳时间段里。因此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对三国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处的，有的是推论出来的，具有相对性，只能说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里，而不是确指。但尽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我们读史还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说：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3）
内容：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品三国》203页）
这主要是指孙权联刘抗曹决策的过程说的。按照《三国志》的诸葛亮、鲁肃、周瑜各传，这三个人都劝说过孙权联刘抗曹，究竞谁先谁后，《三国志》的记载并不那么明确。《资治通鉴》把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见，认为是抢了鲁肃的头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不再重复。
最后我要谈的是：易中天认为司马光偏袒刘备，事实并非如此。《资治通鉴》在写到公元221年刘备武担山称帝一事时，司马光紧接着便写了一篇很长的史评来谈正闰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过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对刘备的汉朝宗室血统的怀疑。他说：
“昭烈（刘备在历史上称昭烈帝）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相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内容：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现易中天的讲史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