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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自传编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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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们到我那里吃过几次面。因为我初从武昌来,半年中许多朋友都不能见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来到我那里来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这两人不相熟的,总说及那些仿佛谣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这点,证明大家都很关心同时也还闲暇,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缺少闲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类事情的。
  可是从这海军学生更见得消瘦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无可疑的。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着,而这事情又显然是为一个极严肃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这也是毫无可疑的。
  我明白那个决定的姿势,那种看生存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识的处置这力到一个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势。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时另外有个熟人,恰恰在长江中部迈了最后一步,我为那个消息所惊愕,同时我的爸爸(二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两天)在故乡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继续做去,是我们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为了这个感觉,我尊重这个海军学生比别人都深,但同时我更以为那些谣言是不可尽信的谣言了。因为稍后一时他就同我说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计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还是一支笔,他不能同这个分手,并且也永远不想放下它。一群读者对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励,他不愿同笔离开,也不愿同读者离开。但是,这支笔,在某一时节希奇的情形里,为了读者的原因,它是不是还适宜于写一点平常美丽悦目的诗歌,或一篇轻灵潇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读者温柔的心情,已经有了那么多作者;还有那些已经“粗暴”了的,或始终在“粗暴”生活里培养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严肃些给以应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这个人去注意关心?
  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时髦,却选择许多自命为“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他望到他那个理想的山峰,是那么远,那么同事实相悬绝,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诚恳的在那理想里度过每一个日子。
  这个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着敬重态度加以注意的。那时节,所谓因“派别”不同而发生的文学论战,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见的互相丑诋造谣事情,已成为一个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战士同成名的教授带走了。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已没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刊物存在,但同时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还好意思说“左翼作家同卢布有关”的谣言了。间或除了一些毫无知识,毫无出路,身在内地的年轻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饭”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杂志,制造一点属于个人私事的无稽谣言外,其余的人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为是权威下的约束,同一二自以为在那里同他们作战的文化官批评的结果。其实,这沉默是适当的。他们自己看出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明白那个向某一个人作一种挑衅行为,除了显得近于一种愤怒病痫的动作外,什么益处也没有。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这种话,这个海军学生也同我谈到过。但那种“谦虚”处就酝酿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还同他讨论过。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但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那时他并不同我争持,他就说,“正是的,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他比我作得认真,我比他想得透彻

  当天恰好我已答应了一个中公同事储先生,十二点钟过四马路某地方吃饭,预备从法租界回来便过四马路,吩咐公役锁好了门跑下楼时,在门前见着了邮差,带了一大包邮件上楼,算定我也许还有些信件,故又跟他返身爬上四楼。一堆信件递到我手中后,我明白我已不能过法租界去看他们了。
  信件中就有海军学生昨晚从法租界寄来的一封,告给我日来如何亟于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们,因为那住处似乎不大适宜我常去。邮件中还有好些报纸同书籍,且有北京方面两种报纸,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处,便远远的寄来给我看。另外还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来的《艺林外史》,我既然不过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厅把那本书看下去。
  到了十一点,四楼甬道上有皮鞋声音橐橐橐橐的走过去,从那急促而又带点拖沓的声音里,我估想这人一定是海军学生。但很稀奇处,却是这种声音乃由北而南,我觉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厅去看看究竟是谁。一到门边,他那个宽宽的肩膊也撞进来了。
  原来他从后门上楼,见我房门业已上了锁,还以为我走了,走过前门事务部去询问。
  “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怎么样一种计划,下楼时看看来了信,就动身不成了。”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以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衕昨天又捉了一个。现在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到处拿不到一个钱,搬又无处可搬。房东那独生儿子死去后,明天就要开吊念经,一热闹起来对于我们倒有好处,可是他们正因为家中的丧事,就非得我为他把房间空出来不可。搬既无办法,我们只有送他幅挽联。你来为我想一幅挽联,下午过我家中去帮帮忙罢。”
  “有什么可写的?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达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随便做成写上就得了。”
  “实在不行!这不是逼得出来的事情!”
  “不要推辞,这种事也推辞!你只想,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在一切成长能够大有作为的时节,无意中死了,觉得很可惜。如此做来就完事了。”
  我们把挽联说妥后,又说起关于近来每个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处,海军学生就告给我有人正在旧事重提,商量“作家协会”进行组织的事情。发起这个组织的,还在三四年前,当时因《创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从这个组织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热心于这会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发起那个组织的动机,既由于《创造社》,内部一切也有被《创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后这会便无结果而散。这一次,却似乎因商务编辑部与资方发生了龃龉,那方面有几个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这协会组织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认为这会应当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纯左翼,则尤其需要这个会,来帮助他们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间办交易方能得心应手,故海军学生及其他诸人,如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璀…莫不认为这个协会有产生的必要。
  关于这个协会过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记忆中,希望它组织坚实健全,且希望它不至于为某一方面所单独利用,用何种方法产生,用何种方法去维持,方不至于陷入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难境遇里去,方法上实在值得注意。海军学生在这方面便有所主张,以为以人作单位不相宜,以团体作单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见,则似乎有以各个书店的编辑作为主体的趋势。然据我意见说来,却以为这协会首先即以各个书店编辑或刊物编辑为主体,假定其人即为协会当然执行委员之一名,对于目前稿件出路问题,虽可以得到相当的解决,其他较大问题,是否这几个身在上海的编辑先生知识与能力便可解决?说来就使人怀疑了。
  照海军学生意思,他总以为这个机关只要能比较公平的产生出来,先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若受出版商人过分苛刻时,依赖这个机关,就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这个团体,以不合作为原则,从政府方面争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争斗效果如何,当看这个团体内部的坚实与否而定。至于与商人对抗,则胜利实不待言,因编辑者即协会中之事务执行者,战胜困难,可谓毫无问题。
  当时协会的计划,在卖稿一类目前打算以外,还有其他几件事,也认为协会的工作,如由协会来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方面发展的工作,如由协会来建议对于本国出版法某种意见;在国际方面与本国方面,凡有关于原作者权利受侵犯后,或无从由目下现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虽曾规定而情形不合无从援引时,则这个协会,当以团体负责者名义,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张与公正的说明。
  因为这协会的组织,以各书店有力编辑与刊物责任编辑为主干,要这种商人雇定的编辑,替作家利益说话,同时若干编辑不是书业股东就不宜于称为作家的人物,从表面而言,仿佛他们一来就可以控制出版业者的恶习,事实上却恐怕连原来的那一点点利益也完全弄掉了。并且这协会当发起时,首先就有三数经营出版业者用作家资格加入这个协会,这样一群人物,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以及对于在本国向政府应作的事情,能够弄出什么成绩,实在就使人不能乐观!
  我听他那番叙述,且看过他拿来的那一束作家协会发起人宣言,因为他对于这件事那么热心,我就说出我的意见:“鱼和熊掌不许我们同时得到,这是一句老话。这协会因必须解决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份稿件向商人卖钱,故把几个书店中的编辑作为协会主持者,我不反对。若我们当真还希望这协会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有一点贡献,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编辑先生,恐怕他们忙不过来!”
  海军学生说:
  “休,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的热诚?”
  “我并不这样。”
  “那么你以为他们能力不够是不是?”
  我说:“是的。事实上他们能够作这件事,就不能够作那件事。要他们卖稿,就不能再责望他们作经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对于作家协会组织既不是单为稿件寻出路,执行委员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虑了。”
  海军学生就说:“那是无办法的问题,因为将就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这种计划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但总得有人热心去作!希望大一点并不妨碍这份事业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实只许我们作到这方面,我们也得去试试。
  我以为用较生疏较艰难的事情,训练我们的能力,即或失败了,也比因为畏难苟安保守现状较好。”
  我并不反对这件事,因为我明白当时的情形。政府的压迫与商人的刻薄,两方面逼迫到作者无路可走,作者是常常无法维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宽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样是一个徒然的希望,那么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来解决,还有谁人能来解决?本身的艰难不由自己想出救济的办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唤,这自然极不合情理!并且我们不止为我们自己打算,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便是我们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但我总觉得这个协会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且根本上有若干适宜于这个协会的分子,既不能设法使他们加入,对于协会前途极有妨碍的某种人,却已显得极端活动,因此我总以为海军学生的热心处同他参加别一个组织一样,全凭天真作去,缺少理知来自加检讨。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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