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鉴赏大典-第2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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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句在前六句的基础上，显然推进了一步，讽刺意味渐渐显露出来，并且不断加重。但是，这种讽刺并不是单靠发议论来表现，而是通过写景、描摹和抒情的穿插安排，来含蓄委婉而又自然地表现的。特别是“ 酡颜”二句，把它们的叫声与豪门中醉生梦死的“侠少”、“妖姬”联系起来，说明它们的叫声只有这些人才最喜欢，而其善鸣多变，也就顿时失去了可爱的意味，而变得令人生厌了。这体现出诗人巧妙的手法。
第二部分从“可怜光景何时尽”到末尾，着重写百舌的“舌端万变”不会有好下场，也决不会长久。
“可怜光景何时尽”一句，讽刺意味进一步明显，它的弦外之音是：看你得意到几时！接着诗人从两个方面，指出了百舌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是来自背后的暗算，它无法避免鹰隼的突然袭击；虽然酷吏的张罗设网与它无关（“廷尉张罗自不关”一句，用了《史记·酷吏列传》中西汉时奸诈的廷尉张汤给人罗织罪名、陷人于狱的故事），但像潘岳那样的游乐少年的无情弹射，却是躲不开的（《晋书·潘岳传》：
潘郎“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另一方面，是时运的无情消逝。百舌本是飞禽中一种微形小鸟，它的“舌端万变”完全是靠着春天的美好时光。而春天总是要过去的，到了秋天（“ 南方朱鸟一朝见”一句中，“朱鸟”即朱雀，我国古代天文中四象之一，指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在十二星次中分属七、八、九，全句是说秋天一旦到来），百舌就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再也叫不出声，而仓皇地在蒿下乱飞了。这几句，表现出诗人对百舌的鄙视，但同时也含有警告的意思，似乎在劝告它们不要再以“舌端万变”去取悦“侠少”、“妖姬”了。另外，最后两句中，“索寞无言”与“笙簧百啭”、“蒿下飞”与“迎风弄景”，都形成鲜明对照，深刻地说明了巧舌善变的可悲命运，全诗首尾照应，在结构上显得一气呵成，颇为谨严。
刘禹锡参与的王叔文政治集团失败后，政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在分化中，有的人坚持操守，而有的人却见风使舵，以巧言善变去取悦政敌—— 腐朽的官僚，并且还自矜自炫，十分得意。诗中“舌端万变”的百舌鸟，正是这种政治小丑的化身。对于这种人，诗人表示了鄙薄之意，通过对百舌鸟的描写而进行了有力的讽刺。但同时也有劝戒之意，其中“廷尉张罗自不关”一句，是反语，其实是提醒他们，政敌是十分狠毒的，要注意暗算，不要沾沾自喜。最后两句“南方朱鸟一朝见，索寞无言蒿下飞”二句，与《聚蚊谣》中“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的诅咒灭亡，大有不同，可见作者对不同的人的态度有着严格的区分，在遣词用语中极有分寸。在这些地方，表现出了诗人的深刻认识和艺术匠心。
岁夜咏怀
刘禹锡
弥年不得意，
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
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
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
幽居亦见过。
刘禹锡诗鉴赏
贞元二十一（805 ）年正月，德宗死，太子李诵抱病继位，是为顺宗。他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实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明显利益，史称“永贞革新”。但这一运动很快遭到宦官、藩镇和大官僚们的联合反扑，逼顺宗退位，让太子李纯上台，是为宪宗。革新人物王叔文先被贬官，后处死；陆质、王伾，相继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此后一个个都长期过着贬谪生活。元和十四（819）年，刘禹锡老母病逝，在护送寻柩过衡阳时又接到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诗人闻讯异常悲痛，写下许多悼友之作。此后两年在洛阳守丧，《岁夜咏怀》约写于居丧时期。
一般说来，守岁之夜（即除夕）人们常常盼望来年的诸事如意，大运亨通。而此诗却一反常情，首联便说：“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弥年”即经年，多年来。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还会有什么新的希望么？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指志同道合，同游共处的人们，这里即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
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
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比诗人年轻二十三岁的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怎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呢？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何时以“安闲为自在”过？
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怎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
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本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本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杨柳枝词
刘禹锡
炀帝行宫汴水滨，
数株残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
飞入宫墙不见人。
刘禹锡诗鉴赏
《杨柳枝词》，一称《杨柳枝》，乐府“近代曲辞”，旧名《折杨柳》或《折柳枝》。形式似七绝，而唐人多用以歌唱。白居易晚年居洛阳，曾与刘禹锡唱和此曲，白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云：“请君莫听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可见这首杨柳枝也是依旧曲翻为新声的。虽然声谱不传，然其音调情韵，通过文字的抑扬高下，仍然可以见出。
这首杨柳枝是对隋宫表示黍离麦秀之悲。隋炀帝是一个荒淫的君主，他从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即行宫）四十余所，以供游赏之需。这儿所说的行宫，是濒临汴水的那一所。词中写了隋宫的荒凉破败，字里行间也寓有对隋炀帝佚乐生活的批判。古人写诗讲究诗眼，词也讲究词眼，因为眼乃神光所聚，能映照全体。（说见清刘熙载《艺概》卷四）此词“残柳”
二字，不仅用来入题，同时也是一篇之眼。诗人的创作冲动当自“残柳”而来。大概他的思路是因先看到隋宫中的残柳，才联想到隋炀帝的衰亡。但这种怀古之情，他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需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他便以残柳进行构思，从残柳柔弱的形态，写到柳絮的飘飏，借以抒发他的感慨和对历史的沉思。
诗的第一句写得很平常，只是交代了地点，但是若不是用它作为铺垫，下文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好处还在于把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带到遥运的隋代，进入全词的规定情境。汴水隋宫，到刘禹锡时代，已二百年了，其衰败可想而知。此时，往日的繁华全然不见，唯见数株残柳在风中摇曳。残柳，一本作杨柳，虽只一字之差，而境界迥异。黄生《唐诗摘钞》云：“‘不胜春’三字，正为‘残柳’写照，若作‘杨柳’，则三字落空矣。”此说有理，由于是残柳，因此显得袅娜无力，弱不禁风。若是一般的杨柳，则在骀荡的春风中翩跹起舞，便不会“不胜春”了。这“不胜春”三字，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的感情通过移情作用，镕铸到残柳身上的，因此透过残柳，也可见出诗人的一腔愁绪。
七绝虽短，但唐人写得好的往往是一句一转，移步换形。前已说过，杨柳枝词形式上也是七绝，但这首前两句却是用的直下法，一气呵成，其中并无转折。至第三、四两句，诗人便采用转折的方法了。他不再写柳枝的袅娜无力，而转向写杨花柳絮。晚来一阵风起，杨花飘飞，宛如白雪，那境界是朦胧的，也是令人伤感的。但是诗人并未停留在低徊忧伤的情绪中，而是让想像的翅膀跟随杨花一起飞过宫墙，看个究竟。古人做诗，往往把主观感情附着于客观物体，或托诸动物，如燕雁蜂蝶；或借助植物，如红叶杨花。李益《汴河曲》云：“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他的另一首《隋宫燕》则云：“燕语如伤旧国春，宫花旋落已成尘。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
前一首同样是写汴水隋宫，亦托杨花以寄慨，但其意境运逊于刘诗。后一首谓燕子飞过宫墙，不见宫中有人，其意当从刘诗化来，唯将杨花改作燕子罢了。宋顾乐把两者作了对比，说此首“末句着柳说，比李益说燕更妙”。（《唐人万首绝句选》）末句所以为妙，不仅是将杨花拟人化（其实这一点燕子也做到了），而且紧紧地结合残柳，与上文相呼应。在形象上它比燕子更为空灵轻盈，它似乎代表诗人到隋宫内巡视了一遍，得到的印象是荒无人烟。“不见人”三字，下得极妙。黄生《唐诗摘钞》说：“只‘不见人’三字，写尽故宫黍离之悲，何用多言！”正说在点子上。
与歌者何戡
刘禹锡
二十余年别帝京，
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
更与殷勤唱渭城。
刘禹锡诗鉴赏
何戡，元和、长庆年间一位著名的歌手。“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 ）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天乐”，指宫中演奏的音乐，这也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什么呢？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所有这些无法在此一一说清，但是，必须指出，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我们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