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痛心疾首说变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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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的建议是在瞎扯谈，他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０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０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中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真个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中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暴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中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埯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
一八九五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中国自此国内有国，中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一八九六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一八九七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中国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一八九八年，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象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中国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身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