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使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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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耸耸肩膀，差点笑出声。麦克这个龟儿子还真够鬼的。
兰德那张绷得紧紧的圆脸渐渐变得开朗起来。麦克这小子的鼻子可真尖呐，兰德若有所思地挂上电话听筒。自己在星期天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弗兰契逼入绝境，弄得好还能让他送命。到底怎样收拾他，兰德还没最后拿定主意。不过他清楚地知道星期天的花园酒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让弗兰契身败名裂，让科耐尔瞠目结舌，结结实实地给教训一通。
下午5时25分，夏蒙上尉从停车场开出他那辆棕色的菲埃斯特。绕过格罗夫纳广场，驶过办公楼，布鲁克街，往东朝邦德街驶去。
眼看要到前面路口时，夏蒙将车朝左拐进一条两侧都是高墙深院的狭窄小路。他在这条阒无人迹的小路上稍候片刻，旁边布莱海姆街上走来一个红发胖女人。她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待两个年轻女子说说笑笑地从自己身边走远，扔掉香烟，抬脚上车。这位叫作布雷克托普的胖女人刚钻进车子，便像魔术师助手般地转眼消失。原来虽说她躯体臃肿，却早已挤到后座下面蜷缩成一团，并且扯过一条毯子盖在身上。
夏蒙发动引擎，同时报时：“5时30分。”
“你得抓紧时问。”
“你的体重减轻了许多，呃？”夏蒙问道，一边将车倒出小路，朝东往邦德街驶去。“躲在后座下面一点也看不见。”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和我逗趣？”躲在后座下的女人不满地抱怨。
“我们正在邦德街上往南行驶。现在正返回格罗夫纳广场，和我们的预定路线完全一致。”
“用不着这样啰嗦。”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气喘吁吁。
“你的呼吸没问题吧？”
“开你的车，少废话。”
“是，我们已经来到奥德利街角。她正候在那儿，我的阿拉伯小妞。”
“你别脑瓜发晕，莫里斯，看到那小妞等你，就以为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
“噢？那她为什么要等我呢？”
“这只能表明她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
夏蒙咧咧嘴，刹住车，推开左侧的门。“快进来，我的小乖乖。”
南希·李·米勒看看路两边，弯腰钻进车。
小车飞快地往南行驶。
“他们要你8点钟去哪里？”
“贝尔格莱维亚。”
“具体什么地方？”
“我说了，他会割下我的舌头，莫里斯。真的。”
“那我怎样才能让你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呢？”
“你在7点45分让我坐上出租车。”
“原来你早就盘算好了，呃？”
她忍不住吃吃笑了几声。车子隆隆行驶的声音，使他俩谁也没听见有人正将一瓶乙醚倒在一块手帕上。霎时间，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在车里弥漫开来。南希·李的两片嘴唇翁动了几下要说什么。不等她作声，一块手帕便已捂住她的口鼻，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快打开车窗，莫里斯。”红发女人边说边往一只皮下注射器里注入喷妥撒。“不然，我们三人都会在梦中去见上帝。”
第十一章
伦敦每个工作日的夜晚，都要举行数以千计的聚会。其中多数是规模一般的宴会，酒会，或是三五搭档一起玩牌。也有些更新潮一些：聚在某人家里观看一部租来的录像片，向附近街区的女士兜售激发性欲的内衣裤或其他用品。今晚同时有两个聚会与耐德有关。
举行其中一个聚会的地点，是那幢人称12号的气势不凡、体现着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大楼。它的主人哈加德医生今天早晨才从外地匆匆返回。很难确切知道他在这次聚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主人，旁观者，还是贵宾？不过，故意迷惑旁人，隐瞒自己扮演的真实角色，正是哈加德医生在这类聚会上的一贯做法。
作为主人，他阔绰大方，举止得体，不用借助任何语言，就能把热情待客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但在西方人眼里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未免过于出格。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主人待客时大抵都应出点可资谈笑而又无伤大雅的小小纰漏；或是忘了哪个客人的名字，或是加入饮料的冰块突然告缺。他们应该服饰整洁，却又不能过于考究，致使男宾觉得自己衣着寒伧，女宾懊悔自己出门前没有戴上货真价实的珍珠项链。
身为著名眼科专家的哈加德医生，他那光彩照人的翩翩风度和室内华丽铺排的陈设，已经使所有在场的客人目眩神迷。他的胖乎乎的妻子和孩子——五个胖姑娘和一个胖儿子——平时难得陪他来伦敦。于是，他那人见人爱的妹妹莱娜，便俨然以女主人自居。她比哈加德小10岁，且有一种成熟妩媚的风韵，宛如安拉培植的一朵鲜花。丰满的柔唇，圆圆的眼眸，丰腴但不显得臃肿的身段，裹在一袭手工织造的布裙里，轻薄如绵纸，瑰丽如大漠上空的晚霞，走起路来打着旋儿，煞是好看。
“肥嫩的羊羔胸脯。”一位西方记者曾经私下这样评论她。也许这是他满含妒意说出的气话，因为莱娜和其他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主人一样，总是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女宾身上。
不管在什么场合，参加穆斯林聚会的客人大多为男性。伯特、凯福特，其他几个体格强壮、肌肉发达的男人，以及几名男仆，在一个个房间穿梭走动。一位法国律师和他的时髦妻子，一位身材矮胖、一脸病容的意大利制片商和他的情人，都是各自分开活动，互不接触。
三名舰队街的记者来到这里，惊讶不已地看见客人们在呷桔汁。伯特连忙将他们领进旁边一个早已摆上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房问。其他客人中有一对名叫马加林的教授夫妇，他们专门研究含油岩层的勘探。
加上莱娜，出席聚会的总共只有四位女士。与在场男宾相比，她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如果南希·李·米勒在场，或许还能稍稍缓解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现在已经8点半了，可她还没有露面。
仿佛存心想使男多女少的现象更加引人注目，莱娜招呼几位女士聚集在客厅的另一端，她们操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试图找到共同的话题。男宾中唯一想打入这个小圈子的就是那位意大利制片商。他不时站在莱娜身后，将一只掌心汗湿的苍白小手搭在她浑圆的肩头。两只凸出的眼珠浑似蛙眼，直勾勾地挨个打量对面的女士，仿佛要看透她们目光中蕴含的意味。接着他移开视线，只顾用手贪婪地抚摸莱娜，直到松手的最后一刻。
弗兰契夫妇参加的聚会在肯辛顿的科林斯宅邸举行，这里是美国大使馆的二号人物下榻的宅邸。
罗伊斯·科耐尔的前任生有三个子女，这个五口之家在这里住一层楼仍显得绰绰有余。不知科林斯宅邸被美国大使馆买下之前作何用途，不过它的底层肯定一直用于招待客人。高高的天花板俯视着两个宽敞的大房间：左边的房间可以开舞会或宴会，右边是一个舒适的书房，一排排书架做岸直立，需要攀上嵌入墙内的折叠式扶梯才能够到顶层。
和衣冠楚楚的哈加德医生不同，罗伊斯·科耐尔早已适应了宽松随意的着装风格。他往往挑一件微微褪色的老式桔色花呢上装，气派潇洒地穿在身上。或者上身一件藏青便装，下身一条浅灰长裤。
此外他对男女人数的平衡也格外留意。凡是像耐德那样的使馆工作人员，一律请他们携夫人同来。美国一所常春藤名牌大学①的校长因夫人身体欠安只能独自前来，罗伊斯便安排他与美联社的玛丽·康斯坦丁结伴，她是几个每次必来的记者之一。刚刚从途经伦敦的美国国会议员公费旅游团脱身的一男一女两位客人，在罗伊斯心目中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对伴当。
①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耶鲁等八所名牌大学。
鉴于吉莲·兰姆也受到邀请，而罗伊斯又特别不愿让任何人以为她是自己的女伴，为此他特意关照简·威尔“专门跟我跳舞”，同时正式充当女主人，这样就剩下为吉莲物色男伴的问题。凑巧客人中有一位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大卫·多伊尔，也许相貌比他还要英俊，过着比他还要优裕闲适的独身生活，自然是合适的人选。此人来伦敦为BBC摄制一部系列电视片。
一切都是随心所欲，即兴发挥，难怪罗伊斯吃不准他这样一厢情愿地帮人找伴结对，是否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其实，他低调处理这个每月一度的社交活动完全是另有原因的，有些是出于别有用心的考虑。
低调处理正是罗伊斯的一贯风格。客人光临这种似乎一点也不庄重，而是显得随便亲切、宛如置身家中的聚会，往往会抛开一切戒备心理。对于那种好像没有主题、没有目的，只是让你处处感受到一种自然流溢焕发出来的友好亲情的聚会来说尤其如此。罗伊斯指望简能营造出令人舒心惬意的气氛，同时又要确保大家彼此相识，不仅互相叫得出名字，而且还知道各自的职业。
这里提供的餐饮服务，如耐德所说，是第一流的。火腿和火鸡都是按照科耐尔家族祖传食谱烹制，切成大而均匀的薄片，从弗吉尼亚州空运到伦敦。鱼肉香菇馅饼则是在厨房里现做，里面加入一些奶油般光滑柔软、吃起来有螃蟹和芦笋香味的馅料。为了准备这次的招待会，除了通常由一位名叫费希科克的司膳总管和五名菲律宾人组成的原班人马，罗伊斯又另外增加了一位伦敦最负盛名的酒吧掌柜。这位名叫努安的爱尔兰人不仅能记住客人想喝什么牌子的酒，而且能揣摩他们的口味。努安在安放了一张长餐桌的书房坐镇。雇用努安这样的临时人手，全是由罗伊斯自己掏钱。这就使他的个人预算大大超支，存款所剩无几。不过努安的出色表现证明他如此破费还是划得来的。
“哈格雷乌斯先生，”眼见这位闲话专栏主笔迎面走来，努安悄悄对他说，“你那慷慨好客的主人特意为你准备了一瓶芝华士。”
午餐还在肚里撑得难受、却又准备痛饮一醉的哈格雷乌斯，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他和这位酒吧掌柜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因为在凡是有他吃白食的伦敦一流招待会上，都是由努安担任调酒师。
“努安，”他的音调比以往压低了好几度，“如果你对我稍有了解，就该知道我顶讨厌苏格兰混合酒。一口吞，麦芽酒最过瘾；小口抿，科涅克白兰地最适宜。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喜欢喝个一醉方休的酒罐子，你尽管去拿度数最高、喝了喉头起火、眼中流泪的威士忌。”
“我的天，科耐尔先生最不稀罕这个了。”他说着，疑惑不决地取出凡爱特姆科凯。“我倒喜欢这个。也许你觉得它太醇和了？”
哈格雷乌斯看他往杯里斟入少许。“这得经过实验才能弄清楚。我们得开展科学研究。”他接过酒，口里嗫嚅着：“说到知识……”
努安眯起双眼：“我这儿有一两则传闻提供给你的专栏，事关一位先生——”他停了停，“哦，是位女士——再来点波尔多白葡萄酒怎么样？”
哈格雷乌斯信步走开，大口喝着酒，压根没有“开展科学研究”的意思。尽管午餐以来他刚开始喝第一杯酒，却已经晕晕乎乎地差一点和耐德·弗兰契迎面撞个满怀。他抱歉不迭地问对方赔不是，说到兴头处忽然一怔：怎么自己只顾目不转睛地盯住勒维妮的两只乳房，居然没向耐德瞧一眼。
在哈加德医生举行的招待会上，伯特的主要职责就是照顾那些好酒贪杯的西方国家的客人。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说的出格话、做的出格事是没有哪一个穆斯林能够谅解的。
伯特从事了大半生的政治活动。早在12岁那年，他就在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地溜过法兰克福停车场上昏昏欲睡的列车员身边，用力一搬道岔，使一列货车和停在一边的市郊往返列车猛然相撞。他积多年之经验，对西方民族和穆斯林民族的特性了如指掌，深知只要西方人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说出听起来似乎并无恶意，实则能让穆斯林怒火中烧的话。
儿时以来，驱使伯特投身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始终未变：几种结合在一起、或许有点相互抵触的朴素观念。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一位性格温和的女人，始终记得一次大战以后德国工人公社那些未能实现的美好理想——使他感受到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心里的一种理想主义情绪。此外他又接受了只有暴力才能为他们找到出路的观点。他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平时总是握紧拳头，身藏凶器，与人斗殴从不吃亏。对于一个正在寻找人生真谛的幼稚心灵，这无疑表明：只有出手最狠，最少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