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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蒋家门外的孩子 作者:蒋孝严-第11章

小说: 蒋家门外的孩子 作者:蒋孝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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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世苦闷千斤重 

  我们念大学时,日子仍然过得很紧,每学期都是无法在指定日期缴交注册费,连每天到学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钱,都经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钱时才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月所积欠的钱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於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叁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後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念完了中文系,服完兵役,他又重新回到东吴大学,通过插班考试,以无比的毅力,从二年级开始念法律系,一共花了八年,在东吴拿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法律系毕业後,申请到美国德州南美以美大学(SMU)念硕士。他心中一直想借以表达的,就是要让他第一次付出情感的唐姓女友知道:“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深造的,只是你的父母看错了。” 

  孝慈一口气在SMU拿了法律和政治学两个硕士,然後转到纽奥良的杜兰(Tulan)大学念法学博士。学成後,回到母校东吴教书,没几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现不错,另外受到端木恺校长的提携,逐步升任法学院院长,最後出任东吴大学校长。 

  闯出自己的天空 

  孝慈在经国先生几个孩子当中,是书念得最多的一个,也是法学领域最专精的一位,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盛名。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大学校长,任何做父亲的都应当感到骄傲和满足的,相信经国先生也不会例外,只是他从来没机会向我们表露过这样的情感。孝慈会走上学术和教育这条路,和“父亲是谁”完全没有关连。如同我之所以会参加“外交特考”,以“外交”为志业一样,也与父亲无关,因为我们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见到他。 

  外婆过世後,不管是念书或就业,孝慈和我一路就像是“放牛吃草”、“自生自灭”,充满了无人闻问的风险。经国先生从来没有以父亲的身份叮咛我们,这一生该如何走,是从商?从政?从军?从事教育?从事工程?从事学术?走哪条路才能为祖国做出较大的贡献?选择哪个行业才是他所乐见?自然,我们更不敢期盼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父亲对子女有计划的培植了。 

  孝慈辛辛苦苦从美国念完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回来,最初只是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没有人敢说有一天他会当上校长。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科长时,也没人敢确定二十五年後,我会从钱复手中接下“外交部长”的印信。整个过程里,当然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和险阻,若不够坚强,早就被自己击垮了。更可能在进入职场之初,由於人单势薄或本身冲劲不足,在起步阶段就落後而提前出局。 

  假设追溯到一九七叁年冬,我在强大压力之下,接受了王升所转告的父亲要我暂缓赴美而留在台北做事的建议,未能坚持要做自己,往後的每一步,都会变成非要依赖别人的安排或施舍,而不足以成事。那次若真做了妥协,或许可以给我衣食不愁的一生,但绝不会享有从逆境奋发所激 出来的一种超俗感,也不会品尝到经由艰苦奋斗而结出来的甜美果实,更罔论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成就。要是这对双生子很早就被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无声无息,走不出自己的路,闯不出自己的天空,谁会去管他们是哪家的孩子?又有谁理会他们到底该姓章还是姓蒋?

从章家看蒋家 

  大叁暑假我曾和孝慈深谈几次,商量以後该如何面对迟早都要碰到的“归宗”问题。我们意识到,那是一件困难重重、难以突破的事,有现实面的困难,更有法律层面的障碍,真是不知该从何下手。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孤儿,远眺蒋家,它就像座落在云端的一座城堡。王升和宋时选连我们要和父亲见面的请求,都无能为力,要他们协助归宗,更不必谈了。每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他们还会尽些心力,他们的责任只止於将我们安抚妥当,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好,要我们千万别想太多,免得轻举妄动引起外界注意,以致影响到经国先生,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母亲在临终弥留之际最最挂心的,是做父亲的迄未实践他的誓言,让两个半岁大的孩子刹时变成了孤儿,日後如果被人家欺侮,叫她如何放心得下?母亲这个生前未竟的心愿,却由我们两个纤弱无助的孩子去完成,真是何其沉重。那年夏天我和孝慈讨论多次後,关於归宗的事,决定自我要求下面几点:一、绝不放弃为母亲争取名分;二、一切要靠自己;叁、要蒋家来找我们,我们不去求蒋家。 

  当时我们才二十岁,年轻气盛,心态上还总是站在“章家”去看“蒋家”,像是从“我家”去看“你家”,中间隔了一道墙似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孝武、孝勇有较多接触後,才逐渐有蒋家也是“我家”的包容和感受。 

  善良而倔强 

  孝慈进到大学後身子就不很好,常有小病痛,但是他很倔强的个性又不服输,从不特别注意而去看医生。在东吴任教时,他每天清晨还到台大操场跑上几千公尺,事实上,如果我知道他已患有高血压,低压高到一百叁十毫米,我会劝他换做别的运动,因为每天一口气跑叁、五千公尺太激烈了,对他有害无益。他秉性极端善良,除天生的性格外,或许和他念完中文系有关。他对儒学钻研甚深,并求身体力行,特别强调忠、恕的实践,从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而动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到“外交部”看我,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右眼罩了一大片纱布。我问他发生什麽事,他笑笑说没事,只是在几天前陪同学打垒球时,不慎被一位同学的暴投,正面击中右眼,当场血流如注。幸好紧急送到荣总,总算保住了眼睛,他还连说几声“没事、没事”,我就不再追问。 

  过了两个月,我约他单独吃饭,他眼上的纱布不见了,但右眼看起来怪怪的。我问他怎麽回事,他只笑笑说,那只眼睛已经变得高度弱视了,二、叁公尺以外的东西几乎看不见,所以他开车特别小心,等於是用一只眼睛在开车。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镜,他说再看看,又补充道,被垒球击伤右眼的事,没有告诉别人,连学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问他为什麽?他说:“如果传到那个闯祸的学生耳朵里,他该会多麽自责。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是我的好学生。”我真的被他感动。孝慈就是这麽的宽厚!他右眼几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却未必处处善待厚道纯良的人。一九九四年,当他为了协助尹衍梁在北大筹办“光华管理学院”,前往北京参访,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没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们是被欺负大的! 

  孝慈尽管算是顺利地出任过法学院院长、大学校长,但他看来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开朗过。我在“外交部”期间,除了公事应酬,极少参加与工作无关的餐叙;孝慈虽在大学任教,却交游广阔,反而常常和一些学术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饭。 

  有两叁次在晚上十一二点,还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电话,要我开车到餐厅去接他回家,他们在电话中说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们跟我说,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後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麽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麽?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岛後,我们不寻常的出身也渐次在台北传开,而它源头却是来自於当时常被查禁的所谓“党外杂志”。这些杂志经常大胆地报道一些蒋家的内幕故事。有段时间孝慈常在报上写文章,或接受广播电视访问、或发表评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所谓的知名度也慢慢打开。却没想到引起了孝武周边一些人的侧目,向他打报告,进行挑拨,甚至建议在我们冒出来之前要采取防 。 

  於是,“中广”所有的节目里,突然听不到孝慈的声音,《中央日报》上也读不到孝慈的文章。当时孝武是“中广”总经理,旁边的人要如此封杀是轻而易举的。我在“外交部”任职,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大多是和外宾在一起的活动,孝武的朋友很难干预。直到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之後,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况,才得以缓和下来。

那段日子每遇到类似排斥和打压时,就感到十分无奈,但在下意识里,反而成了上进的动力。有天孝慈感触很深地跟我说:“我们是被欺负大的!”那几年里,虽然我们看到孝武、孝勇呼风唤雨坐拥权势,却从未妒忌过他们,因为很容易看得出来那种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很难持久,它只源自於一个人 担任“总统”的父亲。一座高楼,是可能一夕倾倒而变成废墟,历史上以及许多民间故事里,这种例子实在屡见不鲜。 

  虽然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度对我们不甚友善,但我们从未心生怨怼,只有敬而远之,尽量躲他们远一点。我们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容不下这对“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设身处地,我们说不定也会犯下同属人性弱点上的过失。


思母抑郁终不起

孝慈後来身体变坏,和长期不舒坦、不开朗的心境有关。我真正警觉到他身体出了问题,是在一九八九年叁月,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月前的农历新年假期,他独自到一间庙里去住了几天,有天夜里突然胸部和胃发生绞痛,痛到几乎在床上打滚,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况才缓和下来,隔天就回家了。我一听,就要他去大医院检查,若不是胃有问题,就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千万不要等 视之。他却不以为意,始终未去找过医生。万万没想到不到几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脑血管病变,就此不起。 

  当时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谊宾馆,事发当天清晨八点多,同行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在餐厅久候,不见孝慈下楼用餐,於是上楼敲门,久久没人回应,转而打电话进去,也没人接,警觉到情况不妙,立即找来服务员破门而入。一进门,惊见孝慈穿着睡衣,盖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还残留着几块褐色的呕吐物渍,瞬即召来救护车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救。经诊断系脑干出血,最严重的中风! 

  接到噩耗时,我正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波士顿出席欢宴,晚上十点回到饭店就接到程家瑞来自北京的电话,震惊悲痛之馀,决定中止行程,拟即刻从美国径飞北京,只望能尽速赶到医院陪他。 

  人道特许赴北京 

  当时两岸间的实质交流,方兴未艾,根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奔丧、探病”,我身为“阁员”,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当晚在波士顿十一点多,正是台北中午时分,我先试图向“行政院”院长连战请示,他正在“立法院”备询,无法接听电话;我转而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惊,我表达想尽速飞往北京的愿望。後来再次电话联络连战的幕僚转报,请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况下前往大陆。连战随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请特许我飞往大陆专程探视孝慈,当即获得在场朝野“立法委员”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时间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场,同意‘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对连战排除困难,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获知台北放行,我即从波士顿飞洛杉矶转搭国泰○○五班机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机场,美伦已在入口处等候,遇此变故,感慨万千,相拥落泪,她还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机场等候。孝慈出事当晚,弟妹赵申德即由劲松陪同搭二十时叁十分班机飞港,隔日上午才转乘港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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