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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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科普指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沃斯基时，这位出版商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他起的书名将真正产生促销效果，因为买书的人即使不聪明，也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阿西莫夫承认了这一点。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书名可能带有性歧视倾向。在今天，像《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样的书名肯定会被出版社当作笑柄而否决掉，但在50年代末，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数年后，因为这个书名的缘故，许多人开始纷纷指责阿西莫夫。他只得声称，书名中所指的那个聪明男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才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10月初，阿西莫夫终于开始了这项新的创作。
　　斯沃斯基的最初计划是写一本由1901年起至1960年止的科学概览。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这并非写这部书的最佳方式。在从事按年序的科学知识介绍文章写作时，首要规则是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不能武断地确定一个日期，再假定各领域的科学都是由那时开始的，因此从1901年写起是毫无意义的。阿西莫夫认为，介绍整个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宇宙写起，然后往下一步步介绍人类的各种知识，最后归结到人类的智慧；在介绍各门学科时，又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首先介绍它的最初发现或最初的理论应用，然后沿着历史的发展一直介绍到今天的情况。阿西莫夫的推理是，所有的学科在其早期都是简单的，介绍每一学科的起始使他能在由过去走向现在的介绍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越来越深奥的知识，逐渐促进人们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阿西莫夫在他其他的几部书中曾反复使用。
　　为了尽量使书写得精彩些，并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他把无知的人都写成了恶棍，而把优秀的科学家写成了努力探索宇宙奥秘的英雄。
　　与往常一样，他的创作速度出奇的快。11月时，他已完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创作前他曾有过惶恐，但在动笔后他发现写起来很容易，每天能写1万多字。到1960年2月2日他40岁生日时，阿西莫夫写完了《指南》的初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他竟写了40多万字。
　　尽管阿西莫夫未按斯沃斯基最初要求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但斯沃斯基在11月读完寄给他的这部书的一个小片段后非常激动。面对阿西莫夫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格式安排，他迅速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方式是愚蠢的。但他对《指南》提出的建议又引起了极大麻烦。
　　1960年2月，除最后两章外，阿西莫夫将书稿交给了斯沃斯基。因为篇幅大长，一卷无法出完，斯沃斯基打算将书的容量删掉一半。阿西莫夫被激怒了，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他还差两章没完成，因此决定不将这两章交给斯沃斯基。他不会归还预定金，并且万一被迫妥协，他也不会主动找斯沃斯基谈话，相反地，他决定坐等对方的反应。
　　斯沃斯基用了两周时间才转过弯来，终于做出让步并打电话告诉阿西莫夫不会改变原稿，同意分两卷出书。
　　但故事并未结束，又冒出了另外两个不同意见。当全稿交付完毕，阿西莫夫收到校样时，斯沃斯基宣称他已找人为此书写了篇序言。不知何故，阿西莫夫很痛恨让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斯沃斯基取得了胜利。当得知作序者是乔治·比得尔时，阿西莫夫收回了抗议，甚至转而表示感谢，因为他非常崇敬比得尔。这位卓越的遗传学家竟然愿意为他写序，着实让他感到荣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关于书的编辑，问题更为严重。斯沃斯基承诺过不会将书一分为二或将它压缩为一卷，但当阿西莫夫收到编辑过的校样时，吓了一跳，他发现至少有30％的素材被删除了。
　　由于斯沃斯基习惯了为科学家编辑著作而并不擅长为专业科普作家服务，他已养成了将文章中多余文字删除的习惯。其实，阿西莫夫的非小说作品极为简练，并且措辞严密，并没有多余的字，这就意味着斯沃斯基过于严格的编辑使得文章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如果斯沃斯基这次得逞了，这本书恐怕得改名为《看不懂的科学指南》。
　　阿西莫夫立刻找到了斯沃斯基，要求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复原。接着他念了一遍原文，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又加了进去，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删去的原因。然而，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并不够快，既没来得及将被删除的部分复原，也没时间将错误之处更正过来。结果，这部书就这么进了印刷厂，破绽百出，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解释也含混不清。
　　因为斯沃斯基的弄巧成拙，本应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得意的阿西莫夫，最终只能视《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为耻辱，并一直将此书列为他最不喜欢之作。收到给作者寄的样书时，他甚至懒得翻开封面。幸运的是，公众与评论界并不这么看待，它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1960年10月，在《指南》出版的那一周，阿西莫夫首次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采访，访谈录登在了1960年10月5日的《新闻周刊》上。由于这部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好评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马上成了畅销书。不久之后，阿西莫夫也名正言顺地称此书为“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的《夜幕》”。
　　书的预付金很快就偿清了。1961年11月，当收到第二张版税支票时，面额竟是25，600美元。阿西莫夫又惊又喜。这是他在大学任教时薪金的4倍，同时也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
　　《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获得如此如此神奇、迅速的成功，这无疑令阿西莫夫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沮丧。他认为，这张支票标志着他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他只能走下坡路了。其实他这是把人忧天。《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一直畅销不衰，尽管后来它再未让他收到面额如此之大的支票，但他每年的创作收人却持续看涨。
　　1964年，阿西莫夫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的邀请，这使他有了机会改正头版中的所有错误。新版本将两卷合为一卷，并更名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这本书一直令阿西莫夫感到自豪，并且销路也不错，为阿西莫夫在整个60年代中不断增加的收入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到创作《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时，阿西莫夫已为自己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建立了一套工作系统，并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创作节奏。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这使得家中摩擦不断，但同时也使他保持了惊人的创作量。
　　阿西莫夫发现，他的创作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自如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他从未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部分是因为他热爱写作这个过程，但同时与下述事实有很大关系：他如果写累了或厌倦了某部作品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转到手头另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他还发现，只要快速地阅读一遍几天或几周前一直在写的作品，他就能毫不费劲地继续接笔往下写；但这只适用于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一贯坚持在写故事时，歇笔的时间越少越好，以避免为重新投人故事、寻找人物的感觉而花费大量时间。
　　阿西莫夫不仅在写作时速度惊人，他修改稿件的速度也是一流的。他的一条规矩是，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或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则他只对作品修改一遍。此中理由有二：第一，如果一部作品修改得过于频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倒也合情合理。第二，修改一部作品时间过多，将会耽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对于此条理由，我不敢苟同。
　　阿西莫夫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他总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事物。其作品的一致性在小说和非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并且他总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但在其他方面他也有草率之处。从其创作量之大及写实作品题材范围之广这方面考虑，他确实没出什么实际差错；但如果能对书中的许多地方再稍事修改，可能会使作品更为出色。遗憾的是，阿西莫夫的专横态度，往往使得与他合作的许多编辑无法真正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修改。
　　毋庸质疑，阿西莫夫是一位无人能及的科普大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许多书，而且与他天生的施教能力有关。他是个超级解说员，热爱传授知识并发现自己能将这一才能与另一项更大的爱好——写作——结合起来。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一组合还能令他致富。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赢得了国际声誉、巨大财富以及世人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为自己离开学术界，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内疚。他深知自己不是，并且这辈子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学者，但在骨子里头，他却奇怪地认为自己光写科学而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最能体现他这种心态的，莫过于他在得到赏识其作品的科学家赞扬时所表现出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到60年代末，阿西莫夫每周都要收到众多的书迷来信，但只有那些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来信，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喜悦。
　　阿西莫夫喜欢创作过程中研究阶段的工作，但只有真正的写作过程才能给他以最大的满足。他曾说过：“……我不为别的，只为写作而活着。”①①《欢乐永存》第275页。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某种奇谈怪论，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研究是很愉快的，且使他受益匪浅，但对他而言，与真正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喜悦相比，研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阿西莫夫成为写作狂的根源，曾有过多种理论，我认为应该更深地究其原因而不能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他认为，只要以如此有序的方式从事写作才能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做一项“正当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他表明自己像父亲多年辛勤经营糖果店那样努力地工作的唯一方式。也正是这强大的工作信念，使他如此在乎书的数量，并时刻被一种危机感所驱使着。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即使就此搁笔，也能让一家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那时，钱已不再是基本动机，但小时候就已植根于他心中的对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一生对钱都非常小心在意。
　　完成《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后，阿西莫夫写了许多系列书，所涉及的题材日益广泛。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套大型科学传记的创作。
　　这套出版时名为《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技术传记百科全书》的著作花了他三年时间才写成，共有50多万字，比《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的原稿还要长，也比正式出版后的书要长得多。这部书由为古今各国最重要的1000多名科学家的小传组成，1964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直到80年代仍反复再版。至今，它仍被当作一本工具书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图书馆中得到广泛使用。
　　双日出版社特意在书中加入了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的声望由此可窥一斑。阿西莫夫在创作时用的书名为《科学与技术传记史》，但他的编辑汤姆·斯隆息却不喜欢这个名字，称“‘史’这个字是影响销售的毒药”①（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快！我想，如果汤姆·斯隆恩先生是《时间简史》的作者，一定会对这本书火爆销售量感到乐不可支）。双日出版社的销售员已注意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在市场上的分量，因此建议换个名字。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被视为是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科学代言人，其名声已是家喻户晓，加入他的大名，无疑将使此成为一本热销书。
　　①《欢乐永存》第306页。
　　完成这部科学传记后，阿西莫夫开始写一本有关《圣经》分析的书。可以预想得到，书名自然是《阿西莫夫圣经指南》。这部书是与《神奇的旅程》同时进行创作的，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册也在第二年出版。
　　在分析完圣经后，他毫不担心可能会累着自己，又转而吹毛求疵地分析起了莎士比亚。结果他又完成了两卷本的巨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整个60年代，他一边写大部头的作品，一边还写了几本关于历史的书。1962年夏天，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