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a道德经分类释译 (孔正 王玉英)-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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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有察觉，故而告诫人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柏拉图也因此而言道：群众常常生活在习惯和偏见中。
【漫谈】道德准则往往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日本作家池田大佐说：
怎样界定“正义”的内涵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却决不可忘记，所谓的正义，不可单凭个人切身的、主观的感情为主来决定，如果忽视这一点又歪曲之，则必然变得勉强。那些为了鼓吹战争而喧嚣一时的“正义”、“大义”，就是这种典型。战争当时，“活在悠久的大义之中”等口号，对战死礼赞有加，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那种高喊“永久的大义”的口号之下，强制要求年轻人以必死的决心去做什么“神风”等愚行。不只在战争中如此，在任何时代中也有“大义”之声呼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随时清醒地辨别其本质。
在当时我也不能例外，深受“大和民族神威”“军国少年”的时尚风气所蒙蔽，可是听到在中国大陆战线回到日本的长兄说：“日本太过份了，中国人实在可怜！”因而才对战争产生了怀疑的念头。虽然日本的军部曾宣传说：“这是创造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的民众从欧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是神圣的大义”“是为了家国与子民的生存”等等，但战争的本质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战争的大义与现实是多么乖离呢？
【漫谈】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佐理性的反省类似，网上也有篇我们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文章，令人思考。摘抄如下：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抗美援朝精神”。其中列举了黄继光和邱少云两个英雄故事，在这两个故事的前面，有一段对抗美援朝精神的说明：“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其中关于为了一种“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就“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说法令人难以接受，祖国尊严是不是必须用战争和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去捍卫本身就是个问题。此外，这种“尊严”也过于含糊，什么是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呢？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准确表述这种“尊严”，那场战争的真相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尊严无关，实际上只是一场为了意识形态的尊严进行的战争。就以后的历史来看，这场战争成为此后中国多重灾难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这是一场中国军队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而不是抗美援朝，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不是保家卫国，也不是帮助朝鲜人民打击侵略者，因为并不是美国军队侵略了朝鲜，而是中国军队帮助首先挑起战争的北朝鲜军队，打击前来维护半岛和平局势的联合国军队，联合国军队是在联合国多次警告北朝鲜军队退回到３８度线以北无效的情况下来到朝鲜半岛的。
那些战斗英雄，如果脱离场战争的背景来看，确实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人物，可是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作战英勇顽强的日军官兵，我们能够去敬仰他们吗？他们值得敬仰吗？战争的性质决定了英雄的性质，这场为了意识形态进行的战争，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没有正义的基础，它所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人永远都无法抚平的伤痕。
第三，这场战争给中国留下了巨额的外债，主要是消耗在朝鲜战场的军需物资，少部分是苏联对中国的经援，共计达５3亿元人民币，占1952年中国GDP679亿元的近９％，以现在中国的GDP总量来计算，９％就是１万亿元，如果现在中国面临１万亿的外债要归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而这笔外债的大部分就是在所谓的“三年灾害”之前和之中偿还的，可以说这还是引起三年饥谨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直接与西方国家为敌，遭到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一致地封锁、禁运。这一恶果一直到现在还在发生作用，西方对中国的敌意，便是在那时种下的祸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和经济禁运，收效甚微，前不久，中国政府又要求欧盟能够放开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又无功而返。另外，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为了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开始在经济政策上越来越左，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行为便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中国没有参加这场战争，而是从同一时间开始与西方搞好关系，结果又会怎样呢？什么是国格？什么是尊严？封闭起来搞内斗，把国家的经济搞垮，尔后忍饥挨饿难道是尊严？
第五，盲目的自大狂妄和对人的价值的极端忽视，使领导人错误地估计这场战争的意义。几十年来，由于误导宣传，把抗美援朝说成是最能使中国人自豪的、是打出了国威、给中国人争了气的一场战争。可为了争一口气，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伤亡70多万人，花了十年时间勒紧裤带还帐，饿死了上千万人，导致西方对中国长期的封锁、禁运，使中国失去了至少近三十年的发展机会，这样昂贵的代价哪里是“一口气”可以用来等价兑换的。何况，中国、苏联和朝鲜是以数十倍于对方的国土面积、资源和数倍于对方的人口的实力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仅百万志愿军就数倍于联合国军。苏联源源不断的物资和中国源源不断的人，跨过鸭渌江日夜不息地输向朝鲜战场。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军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对人的生命的重视程度是那时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中国军队之所以难以战胜，不是武器多么先进，更不是战略战术多么了得，而是极端地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结果。对待志愿军回国俘虏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战俘最后在中国的非人的悲惨遭遇，真实地验证了中国和西方对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网友回贴：很深刻啊，原来以为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也从不置疑这种让人热血沸腾的灌输，细细想来，当我们宣传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的时候的确比日本人的狭隘的民族精神又会好多少呢，整个东亚的人民都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好好的反思！
【漫谈】奥尔布莱特曾语重声长地指出，须知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独裁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击队和自由战士这样的凭着宗教信仰，或类似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国或本国利益的，他们追求的是狂热的理想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与改造世界这样的伟大理想相比，众人或一国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盲目信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盲目信仰的群体则更加心恨手辣。如果有人相信另一个“上帝”，或者即使他也相信同一个上帝，但膜拜的仪式不同，盲目信仰可以驱使人们判处这个人死刑。可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可以用十字军战士的利剑刺死他，也可以在贝鲁特的街头枪决他，或者在贝尔法斯特的酒吧间里炸死他。促使人们施行冷酷无情的手段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正是那盲目信仰。这种丧失人性，心恨手辣的行为准则，对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盲目信仰以及宗教上的盲目信仰者来说，其依据都是一样的。
鲁迅曾有句名言：“愚弱的国民，无论有怎样健全的体魄，怎样的长寿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等的首要是改造国民的精神，我认为此为文艺的第一要务。”老子则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为着国民群体的肤浅的潮流意识而深深地忧虑，因为老子对此有着一种高屋建瓴般的透彻看法，他以敏锐的目光洞见到这种盲目的概念意识潜伏着极大的灾祸隐患。
【漫谈】群体的成见和习惯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的立异和创新。网上有个帖子，从一个小的测面见证了反群体的成见、潮流是多么不容易。现录于下：
73年底74年初，北京出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反潮流事件”（主要是反“师道尊严”），河北出了一个马振扶中学学生自杀事件，以这两个事件为引子，一场以批判修正主义复辟“回潮”为核心的“反潮流”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大概是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东风吧）
那时，我刚刚升入我们下三村联办小学新开的戴帽初中读一年级班 ，在班上的职务也由学习委员升到了班长兼文艺委员。我这个双料的班干部做得就有些累。因为我当时并不是由同学推选上去的，而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被老师看中的。 ……这就难免让一些同学对我另眼相看，产生一些看法。
起初，我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班长无非就是上课时喊喊“立正”，兼个文艺委员，也就是在上课之前起头领大家唱歌，根本没有现在学校里的那么多说不出来的名堂，更没有那种贵族化的学生“干部”意识。要说优越感，大队干部子弟倒有一些，像我小学时的班长和初中时的副班长，都是这样。听说老师让我当初中班的班长，他们都有些不服气，因为他们的成绩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身边总围着五六个人，“群众基础”却比我好得多——我虽然在学习方面乐于助人，帮过很多同学做作业，自己的作业本经常被人传来传去地抄，但跟同学一起玩的时间不多，也没有特别铁的哥们儿，因此，碰到“关键时候”，就显得特别孤单。
那时，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主任，这位青年女教师是区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小学里本来是教语文的，歌唱得没有我们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也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教师）好，人也不如那个老师漂亮、和气，因此，开学的时候，听说学校里要让她而不是那个漂亮的女老师来当我们的音乐老师，大家都有些奇怪、遗憾，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尤其是原来属于另一班的同学，因为另一个老师一直担任他们小学时的班主任，平时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正好那个时候社会上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的势头还很猛，老师们摸不着头脑，大多很小心，对学生的管束也很放松，于是，一些同学就借机在班上搞了一个“反潮流”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个不受欢迎的音乐老师。每当上音乐课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同学起哄，老师要教这首歌，同学就说这首歌不好听，老师换了另一首歌来教，同学又说她唱得不好，常常搞得这个老师下不了台。本来，我作为班长，对维护班上的纪律应该负有责任；而且，从师生关系来说，这个老师过去待我也很不错，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放学后回家闹着要饭吃，被家长打了几下，我赌气没有去上学，这位老师知道后，就跑到我家，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回到学校里。按理，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帮她。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去帮那个老师，势必就要引火烧身，成为班上许多同学的对头，被他们当作听话的“小绵羊”加以嘲弄，成为他们围攻的对象；更何况我当时心里的确也觉得另一个女老师上音乐课比较好。所以，当其他同学在音乐课上起哄的时候，我总是作壁上观，不加阻止，内心里夹杂着不安和兴奋。不料，有一次，那个老师被捉弄得急了，涨红了脸，指名道姓要我这个做班长兼文艺委员的出来说几句话，想让我给她解围——“你们让他说说看，到底哪一首歌好听？我又怎么唱得不好？”她的话一说出口，全班同学的眼睛就唰唰唰地全落到了我身上，我的脸也唰地一下涨红了。情急之下，我站了起来，表态说：“这首歌唱得就是不好！”老师没料到我会这样说，一时恼羞成怒，就把火发到了我头上，追着问我该唱哪一首歌，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首，全班一片叫好，老师也无话可说，只得唱起了我说的那一首歌。
过了一个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班上的“反潮流”运动也不了了之，我们的音乐课仍然由那个不受欢迎的老师来上，她在上课的时候，照样会征询同学的意见，不过，上过一段时间以后，成了习惯，挑剔的人就都没有脾气了。学校里也不见有人再议论我们“反潮流”的事。倒是我，碰到那个音乐老师就有些尴尬，感觉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