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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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和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1)
学,或说引导自己往哪里走,力量有偏于有形的,是课程;还有偏于无形的,是学术空气。所谓学术空气,表现为行动,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种或某几种)学识;表现为想法,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是有无上价值的。我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对于这学术空气的性质和力量,却也有不很浅的体会,或用吹牛的口气说,受到不很浅的熏陶。这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到后面说。这里要先说说情况。
学术空气,无风不能起浪,也要有来源。来源之一是学校的地位。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资格最老,由京师大学堂算起,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字号,总要有点不同于众的,这不同于众,总的说是有一顶光荣的帽子,“最高学府”。这顶帽子带来两种实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图书,都储量大,孕育学术空气当然就比较容易;二是选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师,也可包括学生)比较容易,比如有那么一位,名高实重,几个学校抢,北京大学也参加逐鹿,其他学校就多半会失败。这就会形成来源之二,是学术界的拔尖儿人物多了,学术(包括著作、讲论等等)的堆堆就会增大,这有如屋子里摆满兰花或臭豆腐,就必致产生某一种空气。来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时势。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于说清楚,因为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只好暂不讲理,只说事。我是想说,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等人的倡导这个,鼓吹那个,情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做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以用指名道姓法说,是某某完成了什么样的大著作,于传统的学术大厦上添了砖瓦,甚至使昔日的门楣之类刷新了面貌。也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是总而言之,说在学术领域,北大红楼总是走在前面,推出分量重的,并开风气之先。两种办法都苦于一言难尽,只好改为举一斑以窥全豹法。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是今古文问题,直到北大红楼的崔适与刘师培,还争得脸红脖子粗。钱穆先生多年深钻秦汉,既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又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抛开意气,摆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像今文家说的那样,都是刘歆伪造。这是以事实为根据讲道理,所以有说服力。再举一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长约三万字,与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比,是小块头,却大有重要性。这重要性,分着说是三种。以先轻后重为序,其一是指明索隐法的荒唐。所谓索隐,是认为小说中的情节是指历史上的某事,人物都影射某某人,如林黛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影射董小宛,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为是影射朱彝尊。何以知之?显然是来于幻想加牵强附会。幻想,可以自怡悦,至于取信于人,一种也大不易(如影射董小宛,据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年二十八,其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何况还可以有多种?(加上近年的,专说林黛玉,所影射总不少于十种吧,究竟哪一种幻想对?我看最好是聚这诸多索隐迷于一堂,让他们都转守为攻,驳斥对方的荒唐。)其二是判定作者是曹雪芹,小说中所写是曹家旧事,所谓“自叙传”是也。这样的判定也许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但至少我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也就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走红,不少人考有关的各个方面,基本上是在这篇考证的圈子里转,只是发现一点点新材料,有些粗疏的地方可以化为细致。其三是前两种重要之中蕴含的一种虽无形而分量更重的重要,是输入并摊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科学方法,找多而有力的证据挤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我们的祖先也用(尤其在汉学中),只是因为它常常掺和在玄想(如阴阳五行、谶纬、天埋等)之中,形迹就不够明显,力量就不够大。胡先生这篇考证不然,是用大量的证据支持一点点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情况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因为是这样,所以在一般学人的眼里,索隐迷就输定了。这是学术空气的成果,应该大书特书的。应该大书特书,还因为近年以来,那信幻想不管证据甚至不管情理的歪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还是限于红学,据我这孤陋寡闻所知,有不很少的人著书立说,以表示自己能够洞察幽微。这幽微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小说的作者问题,说是曹雪芹,不出奇,因而不能制胜,于是说不是曹雪芹。何以知之?就我见到的说,证据都薄弱得可怜。又依考证的通例,立新说,应该先把旧说(曹雪芹作)驳倒,那就应该举证证明,如《随园诗话》、甲戌本脂批等处正面说乃曹雪芹作的话都是错的,这些新说像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处是小说的本事问题,即影射什么。顺治朝事、明珠家事等旧的猜谜不新鲜,于是制造新的幻想,据某书介绍,有说是骂雍正皇帝的,有说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有说是影射古往今来的人和事的,有说是反满吊明的,等等。对于这些只可自怡悦的幻想,我没有兴趣评论,但也无妨总而言之,是:一、像这样的猜想,就是我这样无才无学之人,如果想凑热闹,拿出三天五天时间,也可以编造几十种;二、我不肯编或不敢编,除怕通情理的人齿冷之外,是因为还记得个逻辑规律,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只可能都错而不可能都对。然而可惜,这些新索隐家竟连这条规律也忘了(也许不是忘而是不知道)。这就禁不住使我想到科学方法以及北大红楼的学术空气。
《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2)
其三,还表现在多数人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读书,一般在自己的书桌前(图书馆的情况另题写),不容易具体描画。但可以从另一个渠道透露出来,那是新著的问世。即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我们略翻翻就可以感觉到,中国旧籍,尤其中古以前的,他是都读了。胡先生的《红楼梦考证》,照旧习惯说,只是一篇而不是一本,提及的书也总可以塞满一两间屋子吧?再说买,对于有名的学者,其时的书店都是送货上门。书店里都有一些人精通业务,除版本之外,还知道某学者已经有什么书,还缺什么书,或还可能买什么书。所以学术界的名人,登堂入室的客人,次数最多的常常是书店的伙计。一般是送到放下,买不买,何时付款,以后再说。所以,其时的学术界名人收入虽然都不低(银元数百),却多数欠书债。买书,守株待兔之外,还喜欢缘木求鱼,如新正逛厂甸就是一种方式。买书之后是存书,或说藏书,北大的红楼人物有不少是有名的,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马廉等都是。买书成癖还会产生轶闻,只举一种,是1933年春天,刘半农从琉璃厂松筠阁买到一部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傅大胖子(傅斯年)未能捷足先登,先找刘半农求转让,不成,又找松筠阁大发脾气。为书这样,亦一痴也,可笑吗?我看呢,这才是北大,学术空气在最上层罩着。
其四,也就是在这种空气笼罩之下,几乎人人都把有学识看做无上的荣誉。入北大红楼,上讲台说说道道,可以说是没有不学无术的。但学识的质有重轻,量有大小,外貌有鲜明与暗淡,大致说是以著书立说的情况来衡量。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都著作等身的名教授。这样,在北大,评定荣誉高低的标准就成为单一的,看能不能拿出学术上有分量的货色来。能,其他方面就可以视而不见,比如孟森先生,其貌枯朽,装束呢,总是蓝布长衫,家做鞋,上课只会念讲义,可是因为他是明清史头号专家,编著多,贡献大,红楼里的人还是很尊敬他。
其五,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念有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是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毕业后如何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