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稿本八册，起初不知其如何分卷，因以一册当一卷”，其后“或从其他方
面得知蒲松龄原欲分为十六卷，故又纠正了八卷之说”。

细察半部原稿本和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章培恒同志在分卷问题上的意
见，无疑是正确的。原稿影印本订作四册，除第一册正文第一页左上角有“聊
斋志异一卷”字样，第二、三册则只“聊斋志异”四字，第四册正文第一页
已缺，不得而知，估计当与第二、三册相同。“一卷”，习惯上不是卷一的
意思，而是表明蒲松龄最初成书时，所作尚不甚多，不准备编作多卷本。后
来所作益多，只是大体分装成册，直到最后也未编定卷次。蒲箬等《祭父文》、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说八卷，当是就八册而言。至于蒲立德称作十六卷，
恐怕也是就十六册而言，因为后来原稿确又改装订为十六册，据解放初目击
过半部原稿的同志讲，当时确系八册，并不是如影印本这样装作四册。原稿
并不分卷，更无分为十二卷的任何标志，张友鹤同志谓“十二卷也正是作者
原定卷数”，是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他将全书总
的篇次与分卷问题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两个本子尽管总的篇章次序一致，
但分卷多少并不一定相同，正如两个人都要走相同的一段路程，中间经过的
村镇自然一样，但一个人中间休息三次，另一个人中间休息五次，并非一定
都休息三次，或休息五次。不过，章培桓同志论述原稿并非分作十二卷无疑


是正确的，言之有据，但认为蒲松龄本意可能是欲分为十六卷，也缺乏确凿

的根据，难于证实。

（三）编次问题

这个问题与分卷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毕竟不是一码事。这个问题
之所以要单独讨论，因为事关对铸雪斋抄本的评价。

上面曾援引过张友鹤同志的意见，他认为铸雪斋抄本的目录，对照半部
原稿各篇的编排次序，基本相同，从而肯定这部抄本的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
而章培恒同志却截然相反，认为铸雪斋抄本“虽基本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
的各篇次序”，但却把稿本的册次搞乱了，“把原稿的编次搞乱”了，它的
全书编次“实太杂乱无章”，“乱七八糟”。

对照原稿各册的篇章次序，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的相应部分确实与之相
同，仅只少了上面分析过的事出有因的《海大鱼》和《牛同人》两个篇目。
张友鹤、章培恒两同志都承认这个事实。两人意见的分歧，表现在铸雪斋抄
本的总目和原稿全部篇章的次序是否一致的问题上，一个肯定，一个否定。
现在，原稿仅存四册，除第一册外，其他三册均未标明册次。如果照铸雪斋
抄本的总目来确定四册原稿的册次，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结论自然是两个本子的篇章次序基本一致。张友鹤同志就是这样认识的。这
样来认识显然在方法上有缺点，因为各部分内部的篇次一致，不等于各部分
联贯起来也一致，如果一个本子将其某几部分联贯错了，那么两个本子的总
的篇次就必然不一致了。章培恒同志从《聊斋志异》中少数写作年代可以考
定的篇章来检查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发现其中有时代前后颠倒的现象，作期
晚的反倒编排在前，所以便认为是“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从而将全
稿的编次搞乱了。

章培恒同志无疑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譬如说，铸雪斋抄本的
第八卷中的一些篇章，如《夏雪》、《化男》，作期要算最晚，却不在全书
的最末一卷，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对弄清原稿的原貌、全书的创作过程，
确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章培恒同志的意见也还有不够周
延之处。譬如，《聊斋志异》中有少数篇的写作年代可以考定，大部分是不
能确定的；所写故事发生的年代的先后，也不足以表明其写作年代的先后。
一册之中有个别或少数篇的作期较晚，是否就表明这一册全部篇章的作期均
较晚呢？原稿的编次和分册固然可能以写作先后为序，从现存的半部原稿
看，可以说是基本如此；但是，会不会也还有些错综情况？这些问题都还需
要作些具体的研究、探讨。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章培恒同志对铸雪斋抄本批评过严，说“全书编次
实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就不够实事求是。既然承认铸雪斋抄本“基
本上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只是认为它“将稿本各册的册次
搞乱”了，那就应当说它的各个部分还保存了原稿本的原貌，并不“杂乱无
章”、“乱七八糟”。原稿本各册既然未标明册次，颠倒了册次自然是完全
可能的，但这是不是铸雪斋抄本的底本的抄校者殿春亭主人乱来呢？前几年
在距蒲松龄故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发现了一部乾隆间的二十四卷抄本，
其中有不见于铸雪斋抄本的《人妖》、《丐仙》两篇，文字上也颇有些异文，
显然不是据朱氏本和铸雪斋抄本过录的。这部抄本，虽然由于分卷问题篇次
上有些变化，但大体上与铸雪斋抄本全书的篇次，以及由铸雪斋抄本所定的
原稿本的篇次，还有一致性。如果说铸雪斋抄本“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


了，那么这部二十四卷抄本也是一样。这就表明原稿本的册次当时已不易辨
认，或者说由于蒲松龄生前未曾进行最后的编订，确定卷次，原稿本身就显
得较乱。我们今天可以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以便清楚地揭示蒲松龄创作《聊
斋志异》的整个过程，以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但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铸雪
斋抄本和分作十二卷的始作俑者殿春亭主人，尤其不应言过其实，不适当地
加以指责。

（四）目次和篇次不一致的问题

铸雪斋抄本确有些杂乱的地方。上面所讲到的搞乱了稿本册次还只是一
种可能，而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卷前总目的目次不一致，则是客观实际情况。
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总目不一致，以卷四、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最突
出，篇次提前或移后的多达十多篇，几乎等于重新编排，使卷前的目录丧失
了目录的性质和作用，按目录去查作品往往是如缘木而求鱼；卷一、卷二、
卷六等卷的变更较少，仅一二篇，或三四篇提前或移后。全书十二卷，只有
卷五、卷十两卷，才文与目一致，一点也不紊乱。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卷前的总目无疑是抄自朱氏抄本的总目，这个总目反映了朱氏
抄本的实际编次。理由很明显，总目既然不是依据各卷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来
的，那就必然是如实地从它的底本的目录过录下来；如果是依据各卷的实际
情况编制出来的，也就不会发生文与目不一致的现象了。所以，后面各卷的
实际篇次的变更，则无疑是在张氏过录中所造成的。变更较少的，如卷一仅
只《真定女》和《蛇癖》两篇的篇次提前了，这很可能是出于篇幅的考虑，
把这种篇幅短的提前插进某一页所空的数行中。变更较多的，如卷四、卷九、
卷十一等卷，则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开始先把本卷中篇幅较长、抄者认
为质较好的篇章过录下来，最后又把遗漏下来的各篇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所
以，实际篇次与卷前的总目次就不大一致了。

铸雪斋抄本不是一个人抄成的。全本有三种笔迹，有整卷一种笔迹者，
也有一卷两种笔迹者，甚至有一篇两种笔迹者。抄手既多，似乎抄前又没有
规定一定的抄法，有的篇与篇连接着抄，中间并无空行，有的却篇后空着半
页，甚至大半页，下篇从下页重新开头，颇不一致。有的卷标有页码，有的
卷部分标有页码，也有的卷完全未标页码。这就使我们感到，张希杰并不富
有，不能像朱家那样“出资觅佣书者”缮写，只能让儿子们轮流帮着抄录；
他既不是位图书收藏家，又不想整理刊行，只是由于“欣赏奇文”（语出《铸
雪斋集》卷六《行香子·铸雪斋漫兴》词），抄录一部来阅读，所以也就不
讲求工整了。

前面曾经讲过，铸雪斋抄本曾受损坏而有残缺，以及抄补的现象，它各
卷的篇次与总目所列目次不一致，是不是也与此有关系呢？恐怕是应当估计
到这种因素的。卷八残缺的现象最重，此卷篇次的错乱，自然与残缺有关；
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有十数个篇章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或许也是由
于残缺才需要补抄的吧。从一些地方看，补抄的迹象是明显的，因为字体大
小、工草不同，但仔细看来，抄者并未易人。这表明受损、抄补的时间并不
甚晚。联系上面讲过的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到的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
一带大火，他失掉了全部图章的事，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铸雪斋抄本是两
次抄成的，火灾前已基本过录完毕，火灾中一部分受损，造成残缺，事后就
只好再抄补起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整齐划一的现象。我们未曾亲眼看


过原抄本，分析自然是受到限制，不敢自以为是，这里先提出一些推测，俟

以后看到原抄本时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吧！

（五）《张贡士》附则的问题

铸雪斋抄本卷十《张贡士》后有“高西园云”一段附则。青柯亭本将此
附则概括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数
语，加在了正文之后。三会本则既有青柯亭本所概括之二十二字，又有铸雪
斋抄本这段附则，并均作为《聊斋志异》的正文，这是不妥当的。

“高西园云”一段，不可能出自蒲松龄的笔下。仅就事论事，他就不会
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借别人之口为自己写的作品作注，说《张贡士》所记为
安丘张卯君事。张卯君名在辛，张杞园（贞）之子，蒲松龄是认识他们父子
的，这有蒲诗《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
歌》可证。篇中之所以讳其名而只云“安丘张贡士”，大概是出于礼貌，不
会根本不知道。

高西园，就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以诗、画名于当世的高凤翰。他生于康
熙二十三年（1683），比蒲松龄小40　多岁。其父高曰恭曾为淄川儒学教谕，
时在康熙三十五年（1896）至四十年（1701）。高凤翰随其父到过淄川，与
蒲松龄是见过面的，但当时还仅十四五岁。其《题蒲柳泉先生》
诗中云：

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虽好多愁颜。
指的就是那时的情况。附则中记高凤翰的话，有“余素善安丘张卯君”一句，
就不类少年人的口吻。据高凤翰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作的《赠张卯
君广文观城》诗（《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湖海集》），有“十年识卯君，曾
未窥涯际”两句，可知他与张在辛相识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所以，
他在少年见到蒲松龄时，还不可能讲“余素善安丘张卯君”这类的话。他离
开淄川后，便没有再见过蒲松龄，蒲松龄何以会加上“高西园云”这段附则
呢？

高凤翰成年后出游，始自康熙六十一年。第二年即雍正元年，他到济南
参加这一年的优试，由于与张元有旧交，所以便住在朱家。张元《历下与高
南村话旧》诗中云：

昨因文战来济上，与我抵足谈寒温。忆昔吾师在般水，君才束发我初婚。弹指流光

三十载，相看白发惊心魂。
就是勾画的他们过去和当时的交往情况。诗中所谓“吾师”即指高曰恭。这
一年正是朱氏兄弟忙着抄录《聊斋志异》的时候，高凤翰也在这里读到了这
部小说集，并且在朱氏抄本后写了题跋，大为蒲松龄“少负艳才，牢落名场
无所遇”而深为愤慨。这就是铸雪斋抄本卷后之南村《题跋》的由来。

《张贡士》附则，不见于原稿本，也不见于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将
此附则改作上引数语更不类，可见这是在雍正元年，高凤翰读《聊斋志异》
时讲到了此事，朱氏兄弟便附记在其抄本的本篇之后了。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　辑，

齐鲁书社198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