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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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二十人以应馆阁之职，赵曙命将这些人全部召来面试，韩琦、欧阳修认为一次面试的人太多了。

　　　　赵曙却说：“朕既然叫你们举荐，就是要选贤任能，能有这么多的贤士供朕选用，如果能得贤士，岂不是多多益善吗？”

　　　　后经商量，召试十人，面试之后，全部录用，授馆职。

　　　　宋朝制度，进士第一人及第，往往可以官至辅相，士人尤以登台阁、升禁从为荣。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

　　　　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

　　　　可见当时人心趋重科第，更羡慕台阁，所有出兵打仗的将士即使是孙武、吴起复出，廉颇、李牧再生，也看做是没用之人。宋室积弱，原因在哪里，由此可见一斑。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契丹再改国号为辽。

　　　　四月，司马光依据《史记》体例，参考其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是后来《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请求皇上赐《通志》为书名，赵曙对此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赐书名。

　　　　他还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应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书院内，特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并在经费、服务上给予了极大的照顾。

　　　　赵曙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迁编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赵曙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里，将全部心血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终编成，也有赵曙的一份功劳。

　　　　郭逵进入枢密院后，终究还是没有站住脚，被同僚挤对出了京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去了。

　　　　4。欲图奋起命太衰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赵曙身体又感不适，数十天不能上朝。韩琦等大臣进宫看望，见他病情沉重，面容憔悴，虽是靠在椅子上，仍显得疲惫不堪。

　　　　韩琦见赵曙病情严重，对他提出了确立储君，以安天下人的建议。

　　　　赵曙点头表示同意。

　　　　韩琦见赵曙同意立储，接着奏道：“既然圣意已决，那就请陛下下一道手诏，指定日期举行立储大礼。”韩琦并不等赵曙回答，立即命召学士张方平奉旨进宫草拟诏书，并先给赵曙准备好文房四宝。

　　　　赵曙提笔勉强草书了几个数，韩琦见纸上写的是“立大大王为皇太子”。

　　　　韩琦说，立嫡以长，想必陛下意属颍王，还是请陛下亲笔写明吧！

　　　　赵曙于是又写了“颍王顼”三个字。

　　　　张方平立即循着赵曙的意思，恭拟了一道诏书，从首至尾，一挥而就，中间预留一段空格，请赵曙亲笔填上太子的名字。

　　　　赵曙病情似乎很沉重，不堪久坐，待了这半天，口中含糊地说了几句话，韩琦等人也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等到张方平呈上拟好的诏书，请他填上太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是坐得不耐烦了，接过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诏书上写下太子的名字，然后放下笔，轻轻地叹了口气，泪水如雨一样流了下来。

　　　　内侍立即将赵曙扶上龙床，倒下便睡着了。

　　　　韩琦等人退出，文彦博对韩琦说：“看到皇上的脸色吗？”说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韩琦感慨地说：“皇上受封就在眼前，没有想到我们又在力请立太子了，世事难料，真是令人感叹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七，赵曙病逝，享年三十六岁，在位四年，庙号英宗。

　　　　赵曙在位时间虽短，却有志革除冗兵、冗官、冗费等弊政，是一位圣明天子，可惜天不假年，宏图未展命先丧，英年早逝。这是宋朝的一件憾事。

　　　　第四篇变法皇帝

　　　　赵顼降生在濮王府，他的父亲赵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室成员，因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他被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便是英宗皇帝。从此以后，濮王子孙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皇帝有三个儿子，赵顼是长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最棒的，英宗皇帝去世之后，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0节：恩将仇报是小人

　　　　一怪人王安石

　　　　1。恩将仇报是小人

　　　　赵顼降生在濮王府，他的父亲赵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室成员，因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他被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便是英宗皇帝。从此以后，濮王子孙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赵曙有三个儿子，赵顼是长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最棒的，英宗赵曙去世之后，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

　　　　英宗赵曙驾崩，皇太子赵顼即皇帝位。

　　　　赵顼即皇帝位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高皇后为皇太后，封皇弟赵颢为昌王，赵頵为乐安郡王。

　　　　命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节度使，张升改河阳三城节度使，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

　　　　二月朔日，赵顼初御紫宸殿，朝见群臣，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

　　　　向氏是故相向敏中的曾孙女，父名向经，曾为定国军留后。向氏于治平三年（1066年）出嫁，封安国夫人，此时立为皇后。

　　　　一天，御史蒋之奇突然上书弹劾欧阳修，说欧阳修品行不正，行为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与自己的甥女淫乱。

　　　　赵顼看了蒋之奇的奏本，有些不相信，转问身边的老太监孙思恭。孙思恭极力为欧阳修辩解，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赵顼便在蒋之奇的奏折上作了批语，命蒋之奇拿出证据，否则要治他的诬陷罪。

　　　　蒋之奇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见皇上要治他的罪，心里就慌了，无奈之下，只好交待是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的消息。

　　　　原来，欧阳修的妻弟薛良孺对欧阳修有意见，便捏造蜚言，说欧阳修品行不正，乱搞男女关系，是一个淫贼。

　　　　欧阳修是朝中重臣，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如果这些蜚闻属实的话，对他的仕途、声誉将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薛良孺的话恰好被中丞彭思永听到了，便转告蒋之奇，蒋之奇也不辨真伪，仅凭薛良孺的道听途说之辞便上章弹劾欧阳修。

　　　　蒋之奇是御史，有言权，但御史也不能乱说，他为何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便上本弹劾欧阳修呢？按说，蒋之奇的御史之职是欧阳修推荐的，欧阳修有恩于他，他为何要向自己的恩人下毒手呢？

　　　　事情的经过是：在濮议纷争的时候，欧阳修主张仁宗皇帝赵曙称他的生父濮王为皇考，吕诲等几名御史坚决反对，唯独蒋之奇赞同欧阳修的建议，欧阳修是宰臣，向皇上推荐了蒋之奇，蒋之奇便当上了御史。欧阳修的反对派们见蒋之奇做了御史，便对他冷嘲热讽，说他的御史之职是抱欧阳修的大腿得来的。蒋之奇受不了这些冷言冷语的讥讽，便想与欧阳修划清界限，借以塞住这些人的嘴。于是，当他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欧阳修行为不检点的流言后，不问真假，急急忙忙便上本弹劾欧阳修，表示他与欧阳修划清界限。

　　　　欧阳修如果真的品行不正，蒋之奇上表弹劾，那也无可厚非，蒋之奇也算是个人物，因为这是大义灭亲，如果怀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恩将仇报，是个小人。

　　　　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恰恰是有个人目的，他是一个小人。

　　　　赵顼听了蒋之奇的交待，责问彭思永，要他拿出证据来。彭思永只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于是，赵顼便治了他们两人的诬告罪，一齐贬出京城。

　　　　蒋之奇遭贬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彭思永就有点冤了，虽然说传播流言蜚语不对，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欧阳修自从蒋之奇上本弹劾时起，便闭门不出，请求皇上明察，如果自己真的行为不检，甘愿受罚，如果所言失实，请治有关人员的诬陷之罪。

　　　　事情弄清楚之后，欧阳修觉得在朝为官是非太多，便上表请求退位，赵顼见他去意已决，便罢他为观文殿学士，到亳州去做知州。

　　　　赵顼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继位的时候，赵宋统治已逾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对宋虎视眈眈。面对现实，赵顼对“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面对前代遗留给自己的诸多难题，开始思索如何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赵顼知道，朝廷数十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就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这个病是难以治好的。人体病了，就得求医问药，国体病了，就得谋求变革。他做太子时，就喜欢读《韩非子》，即位后觉得“天下时弊至多，不可不革”，很想有所作为，有所改革。他认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改革要以理财为先，从解决财政危机入手。

　　　　赵顼觉得，变革事关全局，必须有一个能臣来主持。他遍寻朝中大臣，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便把视野转向中下层官吏，他要从中挑选出一位杰出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实现他对朝政进行变革的远大抱负。

　　　　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排查，赵顼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1节：怪人王安石

　　　　2。怪人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员外郎王益的儿子。

　　　　王安石是个怪人，他的思想和人品都异乎寻常。

　　　　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下笔作文，洋洋洒洒几千言。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夸王安石是位奇才，口吟一首诗赞叹：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意思是说，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如此之高的评价出自欧阳修之口，王安石因此而名声大噪。

　　　　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随父到过很多地方：韶关、汴梁、江宁等处，父亲死后在江宁落户，家境很清贫。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出任淮南判官。任期满后，调任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任职期间，修筑堤堰，开掘水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体察民间疾苦，在饥荒的时候，他将官府征收的谷物借贷给百姓，并向借贷人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样，缺粮的百姓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官府也可从中得到一定的利息收益，一举两得。所以，任鄞县知县期间，王安石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好。

　　　　王安石自己认为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他的能力也得到了人们称赞。后来，他又调到舒州任通判。

　　　　王安石踏进官场，对于仕途似乎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按常规，绝大多数官员争着做京官。王安石似乎是一个异类，他屡次放弃做京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做官。在舒州任上，朝中大臣文彦博极力举荐他，仁宗皇帝也下诏调他进京做官，他借故婉拒了。欧阳修又推荐他为谏官，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不便赴京为由，再次拒绝做京官。不久，改任常州知州，继而改任提点江东刑狱。

　　　　王安石屡次推辞不做京官，他的身上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种神秘感。有人说他是做作，有人说他不屑于做京官，还有人说他有野心，另有一些人干脆就说王安石是个怪人。

　　　　褒也好，贬也罢，王安石的声名鹊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皇帝正式下诏，召王安石至京师集贤院供职，王安石无法再推辞，才启程进京，次年五月，被任命为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称计省）度支判官。

　　　　王安石进京任职不久，针对时弊，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下简称《言事书》），他在《言事书》中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很多矛盾和危机，并针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看法，希望能够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的这份《言事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和执政大臣的重视。仁宗皇帝对《言事书》的内容不置可否，对王安石的文笔却是大大地夸赞了几句，令王安石哭笑不得。

　　　　随之，仁宗皇帝命其为起居注。起居注是一个清要的官职，但晋升的机会比较大，王安石多次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