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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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Kennedy）和唐山（Jeff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附该书目录：

前言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2、中直机关的“抢救”3、军直机关的“抢救”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5、中央党校的“抢救”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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