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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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1。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2。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3。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奇书网の。Qisuu。★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三部分；林彪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四部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第五；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等；第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七部分；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套文库还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对所收的每一篇文献都列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盘可按“作者”，“标题”，“时间”，“主题检索”，“分主题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查阅。

五、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

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2。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2。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3。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1。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2。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3。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4。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5。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6。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7。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8。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9。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10。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1。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2。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3。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4。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5。有关文革的回忆录；6。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再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向。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