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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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谈当代中国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简要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当代中国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

研究当代中国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是被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研究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的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由官方机构在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这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将侧重讲具体的史料问题。对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也会附带提到。

一、档案极其重要，但开放限制很多；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1991年第28号文件中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共20类，最重要的有7类：1。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2。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3。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4。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5。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6。涉及国内行政区边界划分问题的档案；7。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开放。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央级的档案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A。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C。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

3。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

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