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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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日晚上他们到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城里去吃饭，饭店在一个大广场附近，那儿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喷泉。四月的夜晚已有几分初夏的味道。就在那天晚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叙述了一九四五年潜回维也纳老家的经过情形。那时侯，家中已经被洗劫一空，只剩一辆轮椅给遗忘在小电梯里，掩盖那座电梯的嵌板还是从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堂的神龛里弄来的。

……第二天，全体王臣响应雷伯的召唤，一个个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胜诧异地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为数如此众多，同时大为震惊地意识到，三十年来第一次风云际会的他们这些人，象征着何等赫赫炎炎的权威。

到会的有韩某和奈西姆·沙哈则、保尔·苏必斯、若热·索克拉特斯、埃塞尔·考特、内尔松·科埃略、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朱巴尔·温、弗朗西斯科·桑塔纳、菲利普·范登伯格、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海梅·罗查斯、亨利·钱斯、罗杰·邓恩、金·福伊西；他们当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为王掌管着的财产至少也有一亿美元。雷伯·克立姆罗德向他们全体宣布了他将要做的事情。他明确地指出，涉及他们本人利益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非有谁决定终止与他的合作并立即退出，否则，他们可以继续掌管各自的领域。

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从今以后，外界将知道他们是在为他办事。

王告诉他们，他将公开自己的面目，让世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神话一般的财产数字。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解释清楚，他是如何在亚马逊尼亚腹地建立这个王国的；现在他要宣布它为一个国家，并且要求通常被当作各国大联合、然而名实如此不符的那个组织承认它的存在。

王告诉他们，在他宣布这个新的国家正式诞生的时侯，他的呼声会不会有人倾听，会不会得到响应，对此他绝不存丝毫幻想。然而，他将抱着对所谓的法律和惯例最彻底的藐视态度宣布这一事实。他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对法律和惯例的责难和否定。他知道得很清楚，干这样的傻事肯定会遭人讥笑，因为他擅敢抛弃法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观念；其实，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为抹煞个人和个人自由的行径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

最后，他微笑着把与会者挨个儿看了一遍，并且指出，他们当个如果有谁还不完全明白他的道理，那就不妨把他将将采取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世界的挑战。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4




一九八○年五月五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乔治·塔拉斯肯定自己绝对睡不着了。他开了灯——这已经是他上床之后第六次开灯——从乱七八糟地堆在广场饭店他这个房间里的大批书籍中翻出那本《蒙田散文集》。哦，亲爱的老蒙田！当初，塔拉斯就是把自己珍藏的这本旧书借给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里逃生的那个小青年。

“三十五年来，我们走完了整整一圈，”他想。

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瞧见月下的中央公园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此时此刻，那里的矮树丛和林荫道，很可能比亚马逊尼亚丛林危险很多。他把《蒙田散文集》信手翻到第三编第二章：

我提倡简朴无华的生活……全部伦理学既适用于普通的私生活，也适用于比较丰富的生活；每一个人自己身上都具备做人的一切条件……

他回过头去该前面的几行：

世界本身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世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包括大地、高加索山脉的岩石、埃及的金字塔，既有共同的运动，也有本身各自的运动。稳定状态不过是比较缓慢的运动。我无法固定我的目标。它就象一般醉汉那样踉踉跄跄、东倒西歪……

塔拉斯思付：“那几年，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他拿来还给我之前，已经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

塔拉斯踱回屋子中央，发现电话机上的红色小灯一闪一闪发出信号，这表示有人打电话给他而接线员以为他在睡觉。塔拉斯于是与接线员通话，接线员告诉他，几分钟之前一位大卫·塞梯尼亚兹先生给他来过电话，但是得知他可能睡着了，只要求转告说某人给他打过电话。

“请接到他那边去，”塔拉斯对接线员说。

塞梯尼亚兹在电话里说：

“我睡不着，乔治。我在屋里打转转。”

“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塞梯尼亚兹君，我也同你一样闷得慌。大概是春天的缘故吧。我这儿有杯子和冰块，要是你能带一瓶……”

“只要二十分钟我就来。”

其实他顶多只花了十五分钟。他们喝得不太多。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能够互相作伴，两人心里都觉得踏实一些。时间—个钟点—个钟点地过去，一瓶酒还是喝完了，他们看见晨曦照亮了春天公园里的树叶。两人言语不多，不谈别的，单谈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或关于对方的，或关于雷伯的，以前，在王的秘密的明影笼罩下，他们彼此保密，互相隐瞒，如今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他们甚至不想打听王可能在哪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星期之前，在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协助下，塔拉斯对他自己辑录的法律条文汇编作了一份详细的注释交给雷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塞梯尼亚兹知道得更少，自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分手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

他们两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情绪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把以往跟雷伯呆在一起的时间统统加起来算了一下，结果发现，在三十五年里（还差十二小时就是整整三十五年），他们同王会面的时间不过一百到一百二十小时。关于克立姆罗德，如果说到今天还有什么使他们感到惊讶的，那就是：尽管接触的时间这么少，雷伯对于他们两人一生的影响却如此巨大。不光是影响他们两人的一生，还影响到被他改变了命运的成百成千男男女女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看法不谋而合。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要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之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所建造的这台巨大的机器仍然会运转，生产出毫无用处的财富，因为他根本不把这些财富放在心上。

实际上，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机器照这样运转下去，今年（1980年）的一百七十亿美元十年以后就会变成三百或四百亿，到本世纪末还会更多。这种状况委实荒谬，却是可能的，或许是非常可能的。只要允许这样兴旺发达的局面存在的制度到那时还没有崩溃。

“我们讨论起哲学来了。”塔拉斯说。“现在可不是时候。我们应该洗个淋浴，把衣服穿好，塞梯尼亚兹君。否则，到时候我们会心慌意乱的……”


“我们果然心慌意乱了，”塔拉斯说。“如果你的紧张程度只有我的一半，我已经要打心眼里可怜你。”

他至少还有勇气和力量自我解嘲。塞梯尼亚兹则不然，他已经面无人色。

将近九点钟，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第一街。联合国大厦入口处恰如平时一样热闹；插着国旗的轿车依次停在环形车道上，让代表们下车。

塞梯尼亚兹首先看见的是迪耶戈·哈斯。

这位小个子的阿根廷人独自倚墙站在哈马舍尔德（注：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81），瑞典政治家，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图书馆旁，一对亮闪闪的黄眼珠子望着陆续到来的人群，目光充满轻蔑和嘲弄。塞梯尼亚兹几乎想暂时丢开对哈斯的反感，向他走过去打听一下他知道些什么消息。“不过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如果他有话要转告我或乔治，早就把口信带到了。他肯定看见我们到达，却装做没看见。”

五月五日看来可能象晴热的夏天，尽管东河上罩着薄雾。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走向勒科尔比西埃（注：勒科尔比西埃（1887—1965），原名夏尔·让内雷，法国著名建筑师，1946年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设计的三十九层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大厦入口处。

但是他们没有进去。他们在自由之钟前面等候。

“这个阿诺德·巴姆要什么时候来？”

“再过二十分钟他应该到了。我的天哪，大卫，瞧！”

塞梯尼亚兹朝塔拉斯所指的方向望去，目光在越来越密的人群中搜索。在几个服饰鲜艳夺目的非洲代表中间他发现了保尔·苏必斯清瘦、潇洒的身影。苏必斯在微笑，但看得出并不快活，倒是有几分尴尬，这种神态在他身上是罕见的。

他不是—个人来的。奈西姆·沙哈则和佩特里迪斯兄第一起出现。不一会，所有的王臣都到齐了。他们集成一群，就好象要摆什么阵势似的，尽管个个都彬彬有礼，实际上紧张得要命，偏偏装出没不经心酌样子。

塞梯尼亚兹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来……”

苏必斯点点头。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卫。”

通常闪耀在他眼睛里那种智慧的光芒，这一次去蒙上一层胆怯的薄翳。

“真见鬼，这是打哈哈的时候吗？！”

随后，黑狗们也从人群中出现了，首先是列尔纳和贝尔科维奇。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认识塞梯尼亚兹，他们神情淡漠，目光阴沉跟他们办事的猛劲和行踪的诡秘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此刻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塞梯尼亚兹怀着越发难以控制的激动心倩暗暗想道：“他甚至通知了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一部创业史的结局。也许他把全体黑狗召集在一起开会，或者更可能是与他们逐个分别联系的。”这后一种解释看来比较合理，因为不但贝尔科维奇和列尔纳如此，其余的黑狗现在也分散在广场各此，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没有集合成群，尽管他们总共将近有三十人之多，其中有些来自欧洲、亚洲或者非洲。多年来，塞梯尼亚兹曾见过所有这三十来个男男女女出入他在第五十八街的办公室，他们偶尔在那里相遇却不相识。

“巴姆来了，”塔拉斯说：“非常淮时．”

九点二十分正，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开始进入宏伟壮丽的圆顶大厦，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就在那里举行。

“我要去陪巴拇，在那边等你，”塔拉斯说。

塞梯尼亚兹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不容易才勉强不让两只手发抖。

塔拉斯与巴姆一起走去，这位来自加勒比海的岛国代表象个推销员似地带着一只黑色的长匣子，里边装的就是那一面海盗装束的海龟旗。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哈马舍尔德图书馆附近一下子人头攒动，塞梯尼亚兹这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早该想到他们会来：这个代表因由玛尔尼·奥克斯和特拉雅诺·达席尔瓦率领，后面跟着麦肯齐、科尔切斯科、埃斯卡兰特、黄森、索别斯基、哈撒书、魏茨曼夫妇、埃弗雷特还有许多人的名字塞梯尼亚兹有的记得，有的记不太清楚。他们无疑是直接从亚马逊尼亚来的。

广场上人越来越多，离大会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塞梯尼亚兹的目光在寻找迪耶戈·哈斯，但是这个矮胖的呵根廷人不见了，至少已经不在原地。塞梯尼亚兹紧张、焦急的情绪顷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已到了说来就来的时候，”他思付道。他右边的苏必斯用法语不知在说些什么，反正也有点儿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必纯粹是条件反射的结果。

一辆轿车出现了。

接着又是一辆。

每辆车上都有一面绿色的旗和天盔色的联合国特许通行标志。

四个亚诺马米人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和雷伯走出第二辆车。塞梯尼亚兹认出了雅瓦。这一小群人开始走过来，雷伯在前面领头，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鞋，他的同伴仍然赤脚，虽然身上都穿着布料的裤子和衬衫。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雷伯和六个印第安人脸上毫无表情，在他们经过的地方，人们自发地、不声不响地让开一条路来，形成夹道之势。他们一行径直来到联大会议大厅门前，向警卫出示必要的证件之后走了进去。

“来吧，”苏必斯说。

他移步走去，其余的人都跟着。

只有塞梯尼亚兹一个人还呆在那里，纹丝不动。本着对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的老脾气，他在拼命地向自己追问，此刻自己体会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最后，他发现此刻在他心中对其余的一切占压倒优势的是一种自豪感，一种非同寻常的自豪感。

广场上的人一下子都走空了。

塞梯尼亚兹又迟疑了几分钟。他拿不准自己要不要去亲眼看一看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他确信印象一定是辛酸而痛苦的，并且将伴随他终此一生。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