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四野档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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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形式。
会议上，罗荣桓作了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专题报告。罗荣桓与林彪，从红军时代的一军团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直是搭档，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与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与魅力，但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林彪专务作战。其余事情一概不管。在双城，倒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的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林彪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甚至身边的警卫擦枪走了火，子弹射向屋顶，这位总司令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点，并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给予充分的谅解，主动承担了政治工作，训练、动员、后勤等领导工作。特别是当彭真离开东北局后，罗荣桓还担当起了党的领导工作。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成长壮大，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路途中，罗荣桓付出了极大心血。
在罗荣桓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并于1947年8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
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大规模开展起来。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这一政治工作经验，于是，一场以“诉苦三查”（诉旧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国各战场的解放军部队中展开。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确，在黑土地上，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敢于称“无敌”了。因为，在强大有力政治工作鼓舞之下，东北野战军不仅越战越勇，而且是愈打愈大。到1948年7月，在罗荣桓的亲自组织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编组了二线兵团37万人，有力地保障了野战部队的兵员。
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林彪亲自主持了东北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深入总结两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系统地提出若干军事原则。他认为：“胜利不仅是靠一时的指挥，而且靠事前事后的准备和建设。”运用战例，“特别注意用经验来教育的办法，战后检讨、战前讨论、想办法、好的坏的战例都要让大家知道。从经验中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根本方向”。
这些战争实践，经过林彪罗荣桓等指挥员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军事原则是什么呢！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将领们在以往的作战中也多次强调过，主要是：
“一点两面”的作战原则。这是在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的过程中，林彪总结了“沙岭战斗”、“秀水河子战斗”正反两个战例的经验教训之后首先提出的。这点前面已有叙述。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是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原则。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这是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应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而我方准备好了再打敌人则会跑掉，而不准备就打又没有把握时，则应该将敌人围起来，等待我方准备好了再打；如果遇到敌人撤退，则要猛追，不要等待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追上了便是胜利。“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原则，纠正了不少指挥员“打莽撞仗”的陋习，使情况的判断、处理和指挥决策更具科学性。
“四组一队”的原则。随着战略进攻的展开，大规模的攻坚战频繁发生，于是，针对攻坚、“啃骨头”的作战原则便在战斗中应运而生。
所谓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等。组织四组一队，其核心是强调攻坚作战的分工合作，是对战斗的科学组织。此外，还有诸如“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等等，这些产生于黑土地而又用之于黑土地的军事作战原则，使共产党的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土八路”转变为正规兵团，越打越精，越战越强。
为实现大兵团、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指挥机关的建设和改进，东北野战军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提高领率机关的科学工作效率。
从春末到夏末，东北野战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针对下一步攻势作战的目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长春，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战略据点之一，敌人在此设置重兵，以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因此，东北野战军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坚战战前练兵。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部队按“四组一队”编配。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地尾，到处都挖掩体、交通壕，人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坡土地庙、烂房子、破与坎都成了“地堡”，爆炸的响声此起彼伏。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样掏，反复研究、演练。一些刚刚从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部队，得从头练起；一些打过硬仗却战绩不佳的部队，则重新补课，加紧练习。
林彪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罗荣桓说：加强训练就是战斗力！在大练兵的高潮中，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步兵纵队及炮兵纵队、铁道纵队。
炮兵，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主要火力骨干和歼敌手段。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部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转入战略进攻后，炮兵建设进入全面发展和提高阶段。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民主联军的炮兵边打边练，以战争为课堂，使自己迅速成长，进一步提高了火力突击的准确性和步炮协作水平。1948年8月，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作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在炮兵司令部之下，成立了炮兵纵队。此时的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已经拥有：三个榴弹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二个摩托化高炮团等八个团的实力，成为一支令国民党军为之胆寒的打击力量。
到举世闻名的辽沈决战之前，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了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70余万人的实力，沿着大兵团、正规化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五、战锦方为大问题
蒋介石固守锦州之谜。南下北宁线之争。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卫立煌疑惑：“难道共军攻势提前了？”林彪犹豫：“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一封电报扯出的是是非非。攻克锦州，关门打狗势成。国军精锐尽丧，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宁静的黑土地。
1948年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系列打击下，卫立煌集团已经是穷途来路，被围困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内。鉴于决战时机的成熟，已经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这支雄师劲旅，兴兵南下，出击北宁线，并以攻取锦州为契机，演化出了一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春季，与和煦的春风一同吹来的，是共产党武装在各个战场上频频报捷。
4月22日，西北战场首传佳音：由彭德怀、张宗逊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苦战一年，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延安。
5月17日，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克晋中重镇临汾。
6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月6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
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