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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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环境幽静。据了解，白沙瓦城郊有多处古迹和古建筑，其中，莫卧儿王朝巴卑尔大帝所建的具有蒙古族风格的巴拉希萨城堡，建于16 世纪的麦罕白·赫尼大清真寺以及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白沙瓦清真寺都十分著名。白沙瓦历史上曾经是座英雄的城市。公元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军， 曾在城北的莲花城要塞被阻整整40 天，未能前进一步。考虑到白沙瓦重要的战略位置，英国皇家空军当年曾选择它作为空军基地。在1921 年到1947 年之间， 英国皇家空军在这里部署了“哈佛式”、“喷火式”等三种型号的军用战机。白沙瓦空军基地真正出名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这里曾作为当时先进的U－2 侦察机的起飞基地。如今，白沙瓦是巴基斯坦空军北方司令部所在地，驻扎着巴精锐的飞行联队。 27 / 185 白沙瓦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战争的考验。在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成为阿富汗各抵抗组织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为阿富汗的抗苏战争立下赫赫战功。据称， 塔利班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自白沙瓦等地的阿富汗难民营里的伊斯兰学校。据报道，就连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也将此地视为他们的大后方，拉登本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直到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持续近一年后，还有消息称， 拉登的“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的残余很可能藏匿在巴阿边境，包括白沙瓦及其附近的部落地区。白沙瓦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白沙瓦街上比伊斯兰堡热闹许多，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像赶集一样。我们一进城，感到有些迷茫。孙浩虽然半年前来过两天，可匆匆一转就走了，什么也没记住。而我则刚刚知道白沙瓦的名字不到半天。在这里既没朋友也没关系，“去哪里安身呢？”我们的白色丰田只得走走停停，“瞎子摸象”般地到处乱撞。正当我们不知所措之时，孙浩身上的一张名片让我们找到了方向。名片上的人是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驻白沙瓦的尼亚兹（Niaz）先生，他曾经与孙浩有过一面之交。孙浩立即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尼亚兹竟然答应帮助我们寻找落脚点。此后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终于住进了白沙瓦大学城附近一家名为“行政旅馆（TheExcutive sGuestHouse）”的小地方。刚进到房间，我便不顾一切地丢下行装，立即处理稿件，随后赶到旅馆前台， 通过那里惟一的一部国际电话发稿。由于通讯线路很难连通，等好不容易连通了， 照片刚传出一部分，就又停住了。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拨叫”、“连接”，再“拨叫”、再“连接”，其间，我不停地给后方技术部打电话“请求支援”，技术人员也帮着想了许多办法，却都无法解决问题。 28 / 185 忙到夜里9 点多，又赶上旅馆停电。周围漆黑一片，电脑屏幕上显示出内置电池电量即将用完。此时的感受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倒霉！急得我不停地出汗，可心中还是默默地祈祷：“快点吧、快点吧！”在一旁等候发稿的土耳其记者有些不耐烦，他几次跑过来问我发稿怎么这么慢，我没好气地说：“我还想找人问呢？” 幸好我的运气不错，总算在最后一刻将塔利班及美国驻巴使馆严密戒备、阿富汗难民紧急转移的3 张照片发回了总分社。为了这3 张传真照片，我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 这些标有“新华社传真照片，9 月19 日，白沙瓦”电头的图片，成为阿富汗紧张局势爆发以来，新华社记者从靠近阿富汗前线地区发出的最早一批传真照片。发完照片，已是深夜，北京时间次日凌晨零点，但我依然沉浸在奔赴前线的兴奋之中。猛然间，感觉肚子饿得有些咕咕叫，转念一想，自己除了在飞机上凑合吃了一片面包和一点沙拉，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和孙浩胡乱吃了几口不香不臭的巴餐，便倒头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我一睁眼，发现孙浩用白被单把自己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 侧卧在床上。“这哥们儿还挺能睡。”我自言自语。谁知，听到这话，孙浩像弹簧一样一个骨碌爬起来，揉着两只发红的眼睛气哼哼地说：“老刘，你的呼噜打得我一夜没睡，今天晚上我说什么也要换地儿。” 29 / 185 第二章：拿下末班“签证” 9 月20 日，抵达白沙瓦的第二天。一清早，我迷迷糊糊地被窗外飞机的轰鸣声吵醒，一骨碌爬起来，冲到外面一看，灰蒙蒙的天边，几驾银灰色的战斗机由近而远飞速掠过。不一会儿，又有两架大型轰炸机拖着巨大的身躯从头顶隆隆飞过。我不知道，这些飞机是在进行正常的飞行训练，还是与美国即将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有关，但我猜测，这应该与后者关系密切。“9·11”事件后，巴基斯坦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并表示将为美军军事行动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向美军开放部分领空、提供有关情报等。听旅馆服务员说，离我们住的不远处就有一座军用飞机场，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双脚已经踩到了战争的边缘线上。凭着一股初来乍到的冲动，靠着一种置身前线的兴奋感觉，我们很快将目标锁定在巴阿边境线，尽快向阿富汗靠近，毕竟这里距离阿富汗只有四五十公里！ 但是，当时我们对白沙瓦知之甚少，走到街上连东西南北都找不到，更别奢谈去边境线。确定了目标，却不知门路在哪儿，我俩在旅馆里急得来回转。旅馆经理纳伊姆悄悄告诉我们，他听广播里讲政府已宣布关闭巴阿边界，不允许外国人前往。纳伊姆的话反而提醒了我们，必须立刻想办法去边境线，否则以后可能更加难办。“救命草”尼亚兹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初到一个陌生地方采访，绝不能放过周围一切可能利用的信息和线索，包括偶然见到的奇事怪事、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以及不经 30 / 185 意遇上的各种人物。即使是一个多年前仅有一面之交、连人家模样都记不住的人留下的一个电话，都可能会给我们的采访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给尼亚兹打电话！”人急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智慧。孙浩拨通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的尼亚兹先生的电话，尼亚兹竟然约我们见面。我们高兴地预感到， 必须像抓住“救命草”一样紧紧抓住尼亚兹。原因很简单，在白沙瓦除了认识尼亚兹，我们谁都不认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边走边打听，七拐八拐地终于找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驻白沙瓦办事处。门前有三四个警察站岗，门卫透过大铁门上仅有的巴掌大的窗口向我们仔细盘问后，我们被带进尼亚兹的办公室。尼亚兹看上去约有40 来岁，头发和胡子梳理得很整齐。他一边忙着接听电话，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俩坐下。了解后得知，尼亚兹作为巴基斯坦当地的高级雇员，已经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了近10 年，是个地地道道的难民事务专家。看得出来，他属于那种职业素质较高、讲究工作效率的官员。“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尼亚兹直入正题。“想到边境线上去采访。”我俩干脆地回答。“这时去边境线很困难，你们知道，政府已下令关闭巴阿边境。没有政府新闻部门的批准，任何外国记者不准过去。”尼亚兹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见直来直去效果不佳，我们赶紧换个话题，聊聊对白沙瓦的印象，谈谈中巴的友谊。我俩把北京足足地吹嘘了一番之后，欢迎他来北京参观，并许诺等他到北京时，我们一定给他作向导，还要请他吃北京烤鸭和火锅。虽说我们开的是“空头支票”，还是让尼亚兹感到愉快。见他高兴时，我们话锋一转，旧事重提。尼亚兹已看出我俩的心思，笑了笑拿起电话机连拨了两个 31 / 185 电话，用当地的普什图语叽里咕噜地与对方说了一阵。他放下电话，扭脸对我们说：“我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个朋友，去那里碰碰运气吧。” 我们兴奋地接过尼亚兹先生随手写下的纸条，开车直奔当地的政府新闻部。我们一路打听，可当地人讲的带有浓郁南亚口音的英语，连孙浩这个英语口语相当不错的高手，有时也不得不竖着耳朵听一会儿。那种阴阳怪气的发音，对于我这个英语“底子薄、水平底”的人来说，实在感觉困难，尽管我也算南征北战，跑过一些国家，从来不怵和老外交谈。大学毕业后，我也曾进入新华社汤姆森国际培训中心进修过；到香港后，我还自费2000 多港币利用业余时间跑到英国语文学会学习，自以为英语听说的水平基本过关。1997 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我竟被“糊涂”的团员们误以为是英语专业毕业。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眼下，面对生涩难懂的南亚英语，我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我俩还是花了50 卢比，让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带路，才总算在一大片民居里找到白沙瓦政府新闻部的小院子。正要进门，旁边墙上贴出的一则白纸黑字的通知引起我们的注意：“根据政府规定，外国记者申请赴边境线采访的最后期限是2001 年9 月20 日。”这条“最后通牒”式的消息， 让我俩一阵紧张，不由分说赶快冲进院子。等待末班“签证” 进门一看，好家伙，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像联合国军一样站了满满一屋。再看这个政府的新闻部门，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几乎见不到什么像样的摆设，除了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几把椅子外，就是一部老式的黑色电话机。那种办公的环境，有点像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里的乡村大队部。我们来到办公桌前，一堆外国记者正围着一位无精打采的老巴“求情”，看 32 / 185 得出，这位有点白头发的先生是个管事的。我们竖起耳朵一听，都是谈论申请去边境的事。我们没急于上前，趁那些人说累了待在一旁休息时，我们走过去一问， 他果真是尼亚兹给介绍的哈迪姆先生，我俩拿出纸条小心翼翼地递上。看到是熟人介绍的“中国朋友”，哈迪姆显然客气了许多。他指指满屋子的记者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看看，这两天每天都是这么一屋子人，要求去边境线， 要求去难民营。政府严格控制人数，弄得我们实在没办法。”他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尼亚兹先生说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说找到您就没问题。”反应灵敏的孙浩随口编了句奉承话，顺便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我暗暗佩服孙浩驻巴基斯坦这一年没白待，把老巴的习性都摸透了。这招果然灵验，哈迪姆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好吧，我尽量争取。”他小声地说。随后，他便拿着我们的纸条，走进另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据说，那里面坐着新闻部部长一级的领导。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屋里晃来晃去时，我发现外国记者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老巴工作人员却不急不慌，有的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索性蹲在院里的台阶上闷头抽烟。好不容易等到哈迪姆出来，我们连忙迎上去。“Wait，Wait（等等）”，哈迪姆边说，边快步走进另一个房间，跪在地上开始做礼拜。百闻不如一见。早听说南亚人生活节奏慢，加上穆斯林雷打不动的定时“念经”，工作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有同事早就提醒我，在巴基斯坦采访一定要有“耐心”。趁等待的工夫，我便凑过去和记者们闲聊天，希望从同行那里打听些信息。“是日本记者吗？”我问旁边几位像日本人的同行。 33 / 185 “不，我们是韩国记者。你是台湾记者还是香港记者？”其中一位三四十岁的同行笑了笑，用相当标准的中国汉语普通话反问道。“你会讲中国话？”我有些吃惊。在这即将成为“前线国家”的边境小城， 天天被蹩脚的“南亚英语”和根本听不懂的普什图语或乌尔都语弄得晕晕乎乎的我，如今竟能听到几句如此优美的中国话，感觉十分亲切。“我是中国新华社记者。”我回答。“噢，新华社，我知道，经常能看到你们的报道。”他愉快地说。他的回答让我既感到欣慰，又有些疑惑。高兴的是我们的“新华社”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知名度，连这些外国同行也是我们的读者。可疑惑的是“他怎么还了解新华社发出的报道”？看到我不解的神情，他赶快解释说，他在大学是专门读中国语言的，曾经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过一年，从新华社门口路过过几次。交换名片后方才知道，这位名叫李齐 的记者是韩国《国民日报》（TheKukminDaily） 编辑局国际部的。“真的有许多韩国青年热衷学中国话吗？”我想从这位老兄那里进一步证实韩国近年兴起“汉语热”的情况。我很早就听说现在的韩国青年热衷学习中国汉语，毕业后许多人也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