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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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形辶�10 多名，此外他们还有大量的临时雇员。这些记者当中，不仅有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记者，同时也有来自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记者。这中间就包括我认识的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记者。我在采访中见到的香港记者也有包括电视台、报纸的10 多人， 其中仅《苹果日报》摄影记者就有凌树辉等两人。比较而言，从“9·11”之后、战争爆发一直到塔利班垮台期间，我们的媒体在最重要的巴阿前线上只有新华社5 名记者，其中摄影记者仅我一人。当然，许多国外媒体还采用“物质刺激”的方式，鼓励记者和雇员获取独家新闻。其中，外国媒体在报道中雇用大批当地雇员，获取了大量独家新闻，这是他们在报道中取胜的关键所在。另外，国外新闻媒体对于类似的战争报道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从指挥调动、反应能力等各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据我接触和了解，来前线采访的摄影记者（包括自由摄影师）此前多数都有战争报道的经验。因此，他们在采访中表现得十分老道自如，遇事不慌不乱，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质。一位美国同行告诉我，在这种战争采访中，经验显得尤为重要。比较而言，我们的记者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采访，有时遇到问题缺乏灵活机动的应便能力。 180 / 185 在前方报道中，有时眼巴巴地望着CNN、BBC 的电视新闻，看着美联、路透、法新的图片充斥报纸，作为身处前线的记者，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新华社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我派到前线，我就想干出个样子。”这是我与后方领导通话时的表态。许多参加前线报道的同事自信地认为，我们的记者拉出去，并不比别人差，但有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南方周末》曾引述我在前线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新闻竞争绝不是单纯的一次采访、一条新闻、一个记者与一个记者之间的竞争，它应该是新闻媒体综合实力的抗衡，这包括新闻观念、新闻机构管理体制、运作方式、经济实力等许多方面。” 与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座谈时，有学生问我，究竟我们的记者比外国记者差多少。我的回答是：“就差一点点。当然这一点点，也不容易赶上。”我说。“英雄回来啦？”从前线回到香港时，每当有人善意地和我开玩笑时，我都会感到脸红。曾担任“9·11”事件报道策划小组组长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薛永兴， 在调任香港分社总编辑时见到我说：“你第一个勇敢地冲上前线就是英雄！” 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说是英雄的话，所有奔赴前线采访的记者同仁们都是英雄。而始终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帮助我、鼓励我的新华社和祖国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但是我始终用英雄的理想激励着自己，做无愧于“中国新华社记者”荣誉的采访和报道。告别前线告别战场远比奔赴战场容易得多。11 月中下旬，我接到了总社的调令，奉命返回香港，后面的同事前来接替我们，继续进行以后的采访报道。 181 / 185 接到调令的那一刻，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那几天，我总是回想自己这60 多天的艰苦经历。从“9·11”事件爆发后第三天、接到总社的紧急调令，一直到眼前的塔利班即将倒台；从9 月18 日抵达巴阿前线，一直到后来亲历的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重要阶段。我想起了自己那些难忘的经历：战争爆发当晚的紧急行动，遥望战争迫在眉睫的阿富汗，反战冲突中遭遇催泪弹，冒险进入多座难民营，涉险闯入部落地区，以及采访阿富汗难民、结识阿富汗朋友…… 尽管我为自己没能突破最后的“防线”继续前进感到遗憾。但同时，也为自己能坚守阵地、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报道任务感到几分安慰。我知道，这欣慰不仅来自于自己留下的300 余张记录战争历程的珍贵图片，数万字的战地日记、新闻报道，以及资料；更来自于一个中国记者无怨无悔、拼搏奋战的真实历程。最残酷的战争阶段即将过去，现在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11 月20 日，早上五点多钟，躺在分社的地铺上几乎一夜没睡的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孙浩准备出发去机场。这一天离北方联盟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整整一星期，塔利班政权危在旦夕。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分社的小院子里一片寂静。我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告别， 向同事们表示感谢，请他们多保重。即将告别这个战时报道组，告别我曾经彻夜工作过的办公室、客厅，以及客厅里为我临时搭起的地铺，我心中不免有几分留恋。我们的白色丰田向机场飞快地驶去。伊斯兰堡的早晨，天气有些凉意，车窗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霜雾，穿着单薄的孙浩抱着方向盘直打哆嗦。我顾不得去问候他，眼睛却不停地望着窗外。外面的街市和偶尔见到的行人飞快地消失在朦胧晨雾中。我默默地向这个城市做心中的告别。 182 / 185 “快和家人团聚了，是不是特别高兴？”瑟瑟中，孙浩又一次羡慕地问我。我微微点点头，望着疲惫的孙浩没有直接回答。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美国，飞到了他爱妻的身边。此前，孙浩悄悄告诉我，等战争报道结束后，他准备去美国和妻子团聚。为了这一天，他俩已经苦苦等待了一年多。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内冷冷清清，灰乎乎的候机大楼在淡淡的晨光中显得提不起精神。周围的旅客和送行的人们行色匆匆，默默地相互道别。我和孙浩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出境口，被警察拦住了去路。“老刘，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孙浩放下手里的箱子，把手伸向我。“再见了。”我和孙浩的手最后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霎那间，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和他说，却不知从何说起。60 多个日日夜夜的前线旅程，为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也为我们留下了真诚的友谊。这种情意不仅伴随着我们去冲锋陷阵，还给我们艰难的战地生活带来几多无言的欣慰和难得的轻松。“你多保重。”我拖着行李，一边往里走，一边回头向孙浩做最后的道别。瘦高的孙浩长久地站在门口，向渐渐隐入人群中的我大力地挥手。当地时间8 点40 分，我登上了巴国际航空公司的PIA892 航班。站在舷梯上，我不由得回头眺望。清晨的阳光静静地洒下来，眼前的机场和远处的原野沉浸在淡淡的影调中，没有多少色彩，却显得静穆而庄重。那一刻，我心中再次涌起一种期望：战争应该结束了。别了，伊斯兰堡。别了，巴阿边境。别了，我的战地之行。 183 / 185 后记：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是一本为了忘却的纪念而写的书，也是为纪念“9·11”和阿富汗战争爆发一周年，同时也为纪念自己奔赴阿富汗战争前线采访一周年。从巴阿前线回来后，虽然前线采访的种种经历，经常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重现，但一直没有出书的决心。从温暖的香港回到严冬的北京过春节，同样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老同学朱军见到我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写成书？”我没有立刻回答，但心里埋藏了许久的愿望开始渐渐升温。3 月的香港春意盎然，深夜无事偶尔打开电脑，翻看自己在前线留下的采访日记和纪实图片。五六万字的战地日记、近千张的新闻图片，猛然间又将我拉回到巴阿前线，拉回到白沙瓦，拉回到那些饱经战火蹂躏的阿富汗人身边。一时间， 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抬手在电脑上打下了第一个题目“告别香港，奔赴战场”。此后的一个月，我在香港分社810 的小屋里摆开了新的“战场”。我抱着电脑，白天写，晚上写，深夜睡不着爬起来接着写……实在写累了，独自跑到跑马地或太平山下转一圈回来再埋头耕作。“举了10 多年的摄影器材，习惯了用镜头说话，不善舞文弄墨”，《世界博览》杂志的主编吴新杰点中了我的要害。承蒙姚东桥女士和她的支持，使我的部分书稿得以先期在这份著名的刊物连载，并收到较好反响。说实话，我感觉趴在电脑上没日没夜写字的辛苦，不亚于在前线奔波采访。我属“马”，平日里更喜欢奔跑。回到北京总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工作，采访任务重大我不敢怠慢；上班路途遥远、颠簸劳累；正值京城酷暑难耐之时，浑身冒汗；两岁的儿子终于见到久别 184 / 185 的父亲，天天瞪着一双含泪的眼睛怪“臭爸爸”不和他玩耍。凡此种种，使我修改稿件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前线两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没让我瘦下来，可写书期间却使我掉了五六斤肉。或许是在人大新闻系学到的知识过于正统，要么就是在国家通讯社的工作过于严谨，一些朋友看过我的书稿后，总觉得我大白话太多，渲染的太少，更像是新闻稿。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想尽量增加些文学色彩，但是，我更希望把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告诉朋友。告诉我的读者。为文即为人，我觉得写文章就像做人一样，我似乎只能写这样的文章。该书出版之时，已是京城的深秋时节。这是个收获的季节。此时此刻，我想感谢那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给过我帮助的新华社各级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把我从一个学生培养成一个踏实干练的新华社记者，在他们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我才圆满地完成了此次战争的采访任务。我要感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孙金龙先生为我的书做序，感谢在海湾战争中一举成名的老同事唐师曾为我做序，他们热情洋溢的话语让我汗颜，也让我感动；感谢现代出版社社长吴江江先生；感谢副总编陈红女士的大力支持，使我的拙作得以出版；感谢沈建国女士的厚爱，感谢孙寿山、曹卫洲、李学谦、张瑞芳、邱新航、李龙波等各位领导和老朋友的厚爱和扶助。我要特别感谢该书责任编辑刘宝明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宝明兄，学识高、责任心强，他为该书付出了许多辛苦的劳动；感谢特约编辑朱军先生、何笑聪女士，他们在该书整个写作出版过程中一直在默默地鼓励我、帮助我。同时感谢内地及香港、澳门的新朋老友，他们给我的书稿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天气渐渐凉起来，京城人正享受着大自然的清凉和美好。从七星园家中凭窗 185 / 185 西望，静静的西山清晰可见。此时，我更加想念永远地“住”在那里的母亲。她老人家在天有灵，会为自己儿子的努力而高兴。祝世界和平、人类幸福！ 刘卫兵2002 年10 月18 日于京西鲁谷七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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