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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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范爱莲2001年3月2日，我们来到女子监狱的接待室，随着大铁门的一声沉重的响声，管教干部将赵小燕带到了我们面前。说明来意，她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时冲动，却变成了施暴者。现在，她非常后悔，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往外倒。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她都是一边哭，一边说。
赵小燕遭受家庭暴力的迫害是从她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开始的。丈夫对她很恼火，公公婆婆更是认为这是绝了他们家的后，连她的大伯子、大姑姐都对她有了误会。而赵小燕的娘家人对此事的态度也是令人担忧，她妈妈认为不能因为挨丈夫的打骂就离婚，能凑合着过就行；她的姐姐们也认为“要是因为这事离婚，以后就别来找我们”。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依旧是遵循着男尊女卑的理念，依旧是奉行着传宗接代的宗旨。赵小燕作为一个女人，嫁入夫家后他们只是把她当做了生育的工具，而且只准她生男孩。而她的娘家人又认为女人要从一而终，不同意她离婚。因此，赵小燕不仅要遭受丈夫对她的打骂，还要承受来自夫家和娘家人的各种精神压力，她真的很苦，甚至想到了死。最后，双方家庭的兄弟姐妹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家庭内部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大姑姐被伤害致死的恶果。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仅是夫妻双方，如果社会干预不能及时介入的话，还会殃及其他家庭成员。赵小燕在遭受了丈夫的毒打后也去找过派出所，经派出所调解，丈夫赔了1800元医疗费给她。但是，她丈夫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教育，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迫害。当时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丈夫打老婆是家务事。正如那位派出所民警所说：“人家说我们派出所是管闲事，人家两口子打架你们也管，你们没事干了！”这也正反映出在《婚姻法》修正之前，我国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无法可依。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它在第一章总则部分的第三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在第五章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使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
叙述人袁怡草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8月16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卫生院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因为遭受丈夫和公公的打骂，袁怡草自杀过三次，都是在镇卫生院抢救的，镇卫生院王副院长热心地带我去找她。乡村的夜漆黑，路面坑坑洼洼，我紧跟着王副院长，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白天我们到她家来过，她不在家，她丈夫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狐疑，谨慎地说她“下地拾花生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想，晚上她总该回来了。果然，灯光从门缝泄出，“家里有人”，王副院长说。她一边拍着院子的大门，一边喊：“袁怡草、袁怡草。”屋里没有回应，突然，灯灭了，狗叫起来了，紧跟着，四野围合，吠声大作。院子里却一片沉寂，王副院长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咱回去吧！”
第二天早上，正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袁怡草跟着王院长来了。她1962年出生，上过两年中学，是一个清爽利索的女人，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讲话也很利索，她问我：“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不懂我可以用普通话讲。”
离不了婚就想死我和丈夫结婚18年了，是我表姐介绍的。刚结婚头几个月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打得厉害。
刚结婚时，我们和公公婆婆一起住，我婆婆是老牌高中生，公公16岁就当生产队长，但公公的思想还像是旧社会似的，媳妇就是媳妇，说你什么你只能听着。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可不一样，他看不惯（我的做法），我那口子在外面开车，一回来公公就说给他我的不是。他脾气杆子得很（脾气躁、不分青红皂白），一听公公说，上来就抓住我打，一打就拿家伙，看见什么拿什么，不见血不撒手。公公婆婆看着我挨打不管，打得我受不了，闹过多少回离婚。可是我娘家不同意。我父母觉得离婚多丢人，嫌名声不好，劝到现在。我父亲说：“只要你离婚，进我这个门，我先拿箔把你卷死。”我母亲说：“过家人家不容易，哪能一打就离婚。”婚离不了，我才想到死。
那是1986年的夏天，女儿2岁，那一天，雨下得好大哟。下了雨，就得插红薯秧，赶这个季节。我把闺女送到公公那，让婆婆带一会儿。他们不带，他们说，只管儿子辈的事，不管孙子辈的事。可是农村女人活多，我一个人要种8亩田，开了个米面加工厂，还养两头猪。孩子爸在外开车，一落家就出去玩，不给你带孩子。我都是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干活。这下雨带孩子不方便。他们不给带我就着急，我说：“是你家的孙子娃，你为啥不带？”我公公嫌我顶了他，开口大骂我，抽出赶大车的鞭子，照我身上甩几鞭，我的胳膊上、脖梗上，立时就起来了一道道红梗子。我气得哭着走了。等晚上小孩爸回来，不知我公公给他学点什么，他回来家二话不说，一下子就把我摔翻在地上，骑在我身上打，抓着头发往地上撞，我的头发被他一缕一缕地抓掉了，你看这块疤，到现在还不长头发。（她撩开乌密的头发，果然见一块钱币大的疤。）
当时正打油菜，家里有“乐果”（一种农药）。他打累了，住手了，我慢慢爬起来，找着药就喝了。我闺女抱着我的腿哭，两岁多的孩子就晓得喊：“我妈妈喝药了，我妈妈喝药了！”喝完药，我往外走，走到大门口，吐得不行，小孩爸弄了个板车，一溜儿小跑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8天，脱离危险。医生、院长看了我身上的伤都说他不对。在这期间，我公公婆婆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他们说我是装死。
回家后，街坊邻居也说他：“你媳妇要手头子有手头子，要嘴头子有嘴头子，里里外外能干，你还不知足？她要死了，娃子们多可怜。”“你也是大人了，老人的话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能全听。”小孩爸觉出自己的不对了，一个月后，他对我说，他要去深圳打工，他说：“我不在家，老人对你可能会好一些。”接着，他就到深圳去了。没成想，他走了以后，公公对我还狠些。
公公跟我过不去
上回的事之后，我不说让婆婆带孩子了，上地干活，孩子就放在地头。经过这次喝药、洗胃，我的身体还没有很好恢复，地里的活又重，常常觉得吃力。可是公公不让我用耕牛。这头牛也有我一份。生产队分田到户时，随带着分了这头牛，当时我们还和公婆一起过，我结婚一年后和公婆分了家，只把田分了，牛还留在公公家，公公不让我用，我没得办法，请（借）（别人家的牛）又请不起，在医院花掉了700多块钱，还是卖粮食、卖棉花凑的。村里人大部分都姓胡，是他们一个门里的，我小叔公、大姐夫，看我怪难，经常把他们的牛让我用。
有一次，生产队让拉石子，交不上石子得交钱。村里人说：“你们家老爷子请车拉，让他给你带一点。”我去给公公说时，公公不答应，他说：“我给你的少了，你不愿意，给你的多了，我不合适。”我说：“那就把板车让我使使，我自己上山去拉。”实际上，这个板车也是生产队分的，我也有用的权利。公公还不答应，他说：“山上的路那么陡，你要把车子给我摔坏了怎么办？”我一听就生气了：“你只怕把车子摔坏了，不怕把人摔坏了，你们又不给我带孩子，我还得把孩子搁车子高（上）头，你就不怕媳妇下山摔死？”
我公公摸起个大棍子抡起来打在我腿上，还没等我转过神，几棍子就打得我晕了头。回到家里我越想越生气，离婚吧，我父亲要用箔把我卷死，一个女人要种8亩田，还有（个）加工厂，挨打、受累，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就给小孩爸写信，我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我公公能说会道，等小孩爸回来，我不在了，还不是他说啥是啥。中午我也没吃饭，把孩子打发到小叔公家，骑车跑了七八里地，到镇上把信发了。回来后，我找了个绳子挂在房梁上，刚把套圈套在脖子上，就在这时，我闺女回来，她使劲抱着我的腿，又哭又喊。我小叔公、婶婆都来了，把我劝下来。婶婆说：“算了，让你叔公把你的石子交了。” ＇快抓在线书1。0。2＇
我到广州打了五年工
1989年深秋的一天，我搂着两个孩子睡下了，夜里两三点钟他回来了，一把手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摁在地上就打，我正在睡梦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慌里要逃命，他不让我走，抓回来还打得狠些。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次是为什么打。那时我家是木头门，他把门反锁上了，趁他不注意，我从门缝里挤出去了，出门我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穿鞋，眼看跑不过他，我转身藏在棉花地里，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去，他没有看见我。
深秋的夜，挺凉的，我只穿着背心短裤——正睡觉的嘛，冻得直哆嗦，就这样赤脚走了几里路走到我娘家，也不敢进去，怕半夜里吓着他们，就在外面呆了一夜。天亮了，我爹看见我吓了一跳，当时我浑身是伤，半个臀部都是紫的，老父亲气哭了。不一会儿，小孩爸撵来了，要叫我回去，我父亲说：“她都死几死了，不叫她回去了，只当我多养了一个儿子。”他就在我们家闹，当着我父母的面打我，拉着我的胳膊往外拽。这回有我父母的支持，我怎么也不跟他回。他走了以后，我父亲说：“去你二姐家躲躲吧。”我到二姐家，他又打听到了，又是去闹。反正他就是让你在哪个亲戚那都住不住，闹得人家不敢留你。我又去了襄樊大姐家。过了两天，他又找到了。大姐上班走，叮嘱我别跟他碰面，怕他打我。我在屋里把门插上，他翻窗户进来，我出去再到别的屋。他对我姐姐说：“你再不让她跟我回去，我从你这五楼跳下去。”他看我姐姐不理他，又说要回家把孩子带来。我有个表妹在广州打工，我父亲和姐姐给她写信说了我的情况，让表妹速回信。正好这天下午表妹的回信到了，我姐说：“你快走吧，明天他就带孩子来了！”我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去往广州。大姐送我上车，我们姐俩哭得啊，虽说有地址，但毕竟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我想着出去闯闯，闯不出来就一头撞在火车上，谁也找不着我。
到广州很顺利地找到了表妹，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三天后，小孩爸就站在了厂门口，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了，闹啊等啊地要见我，他对表妹说：“你让我瞧她一眼，只要瞧见她在这儿，我就放心了。”表妹不让我出厂门，怕被他打，表妹说他：“你要敢在这儿闹，就叫保安。”他隔着厂门对我说：“你在这儿我就放心了，我也不回去了，上平湖老乡那找个工打。”
第八天，我突然肚子疼，疼得死过去，老乡们就把我送到平湖他那里，医院在输液里加了安眠药，我照样疼得摔在地上，身上抓得流血，眼睛涩得睁不开还睡不着。医院让我们往深圳转院，他哭了，说：“她肯定好不了了。”我们有个老乡在军区医院工作，他给我们担保，双方厂里出了点钱，慢慢病好了。出院之后我就留在平湖，跟小孩爸一个厂上班，他是技术工，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我基本工资500多元。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做点饭，逛逛街，这一段时间比较好。
他再一次逼我上绝路
从广州回来后，我再也不想和公公住在一个村，我们在镇上买了户口，买了房，给小孩转了学，小孩爸用余下的2万块钱做生意。我知道我也斗不过他，平时他不高兴就骂骂咧咧的，我不吭声，这些年凑合着过去了。
这一次（自杀）是因为很小一件事。春天时儿子去春游，捡回来一盒烟。我想留着家里有客人时用，就让儿子藏起来了。这天是星期五，小孩爸回来，对儿子说：“给你妈要钱，给我买盒烟。”我说你都没钱，我上哪弄钱。我们这儿做生意收钱很难。闺女说：“今天弟弟还捡了一盒烟。”他爸一听，就让儿子拿出来。儿子看我一眼，见我没有示意，他就没动。他爸抬手就打他。我说：“你那么大的人了，克制不住自己，有钱抽，没钱就不要抽。”他当时坐着个小板凳，抡起板凳砸在我头上，把小板凳都砸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