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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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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失踪找不着了,要跟你离婚,你又说他不让你进家,你们哪个人说的是真实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去一趟,看看究竟怎么回事。”第二天,这个警察跟我一块儿回家,他父亲还是不开门,还是骂:“你是婊子,你的户口在内蒙古。”警察叫他开开门,我进去拿了几身换洗衣服。这个时候,单位也给我打电话,说于林对单位说我跟别的男人跑了,让单位出证明,他好离婚。8月29日,我终于撑不住了,又一次巨大的疼,我自己抱着肚子住进了医院。医院说我的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用药,建议我用中医治疗。我又转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在那儿又查出肾、肝都有病,医生还怀疑我是血癌,老天是要绝我呀!我发了疯似的哭,医生说我肯定是受了刺激。每天都是喝中药、扎针、烤电、灌肠,医生把大盐粒炒得特别烫,往肚子上敷,皮肤都烫起泡了,用这种方法消炎。医生还给我扎火针,把长针烧得红红的,扎在肉上冒白烟,上午扎正面,下午扎背面,用这些方法治疗了9个月,后来我看见火针就哆嗦,看见中药就吐。
我住院的钱是我哥给我借的,于林两个月没有音讯。9月4日,学校开学了,我穿着病号服从医院跑出来,到学校去找他。在系办公楼里遇上他,他一看见我,撒腿就跑,他说:“这个女人是疯子,我不认识她。”当时围观了好多学生和老师,后来他们的系主任也出来了,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处,他一脚把我踢倒,我从3楼一直滚到1楼的地上,当时口吐白沫,昏了过去。围观的人里有人打了报警电话,等我醒来时,是在“120”急救车上躺着。
那段时间,我整天在泪水中泡着,有一次我实在郁闷得受不了,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得一条条的,我觉得我的心和这一样碎。他原来是个骗子
我在医院治着病,三天两头接到法院的电话:“你爱人起诉你离婚。”我不想提这个事,只想赶紧把病治好,越生气对病情越不利,可他就是等不及。2000年9月、10月,他两次起诉离婚都被驳回。11月份,他又起诉。这一次,由原来的派出所转到另一个派出所了。同时,我也起诉他抚养费案。
有一天,有一个法院的人到医院来看我,说来看看我的身体如何,临走时他让我签字,我问他签什么字,他说就是表示他来看过我,回去好向领导交差。我就签了。过了几天,我哥来训斥我:“你怎么能自愿离婚呢?”我说:“没有啊。”我哥说:“法官说你都签了字了!”我赶快打车找到审判官,就是上医院看我的那个人,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写个申请吧,那个就不算数了。”我觉得法律怎么这么不严肃呢?开庭这天我们明白了,于林和这个法官熟得很,直呼他“老二”,在法庭上都不避讳我们。我起诉于林抚养案,也转到了这个法官手下,一个离婚案,一个抚养案,两个案子半天就审理完了。2000年12月28日,两个判决同时出来:由于女方的身体原因,驳回于林的离婚请求。我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于林支付我治病期间的各项费用3万多元。但法庭只判他支付5000元的住院押金,从2001年1月起每个月给我300元生活费。我们双方都不服这个结果,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在我准备打官司之初,北京一家比较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答应免费为我服务。我的律师认为,我这个官司应该刑事是主体,附带民事。起诉刑事案件必须要有证据,我手上有学校8位教授的证词,他们亲眼看到过于林打我。但是学校派出所就是不给我们出具他们出警的证明,律师多次交涉都不行。有的民警很好,愿意给我作证,但他们领导不允许。所以刑事就立不了案。
于林在起诉我离婚时,说我以前流过4次产,我欺骗了他。实际上,于林才是个大骗子,他在我之前骗过好几个女学生。有一次我给他整理房间,发现一捆他和别的女人来往的信件,其中还有别人向学校党委揭发他的原信。他曾对我说:“我让4个女孩子为我打过孩子。”“给别的人1万块钱就了结了,给你8万你都不要,你非要爱情。”从那些信里面还可以看到他特别自私,和女孩子出去吃饭他都记上账,过后让人家还。我从这些信中抽出来两封,偷偷带出来了,在法庭上,交给法官,看看到底是谁在欺骗别人。第一次是中院开庭,法官的态度很公正,这时候是2001年的4月份。我说:“哎呀,这一次可遇上了公正的法官了。”律师也说有希望。可是等到6月份案子判下来,法官和于林已经互相递烟,互拍肩膀了。二审的判决还不如一审,还是支付5000元,但是连300元的生活费都没有了。律师听了这个结果之后,劝我和我哥:“你这个官司不好打了。”我想:算了,赶快把身体养好,找个工作,挣钱还外债。 '快抓在线书1。0。2'
可是,于林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我们家打恐吓电话:“你女儿回家了吗?我是某某税务局的,她携巨款逃跑了,我们正在通缉她。”还给我哥单位打匿名电话。他在医院当着众人对我破口大骂,说:“我要把你驱逐出北京,把你哥驱逐出北京。”他还威胁我:“我弟弟是黑社会头子,我要让他杀你、杀你哥、杀你全家。”
于林通过这次婚姻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2001年12月,他以已婚的条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而我是一无所有,一身伤病,落下了终生不育的残疾。





点评:
男人为什么要施暴
宋美娅许多人会认为,施暴的男人大多是那些没文化的、粗鲁的,性情暴躁、社会层次不太高的人。也许很多人没想到,像于林这样的大学教授也会是一个残忍的施暴者。实际上,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群中,一个农民会对妻子施暴,一个大学教授同样也会。而且,由于他们深谙社会习俗,并知道如何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还会更加像一个谦谦君子。所以,从外表上我们看不出谁是施暴者。
不少专家也想弄明白男人为什么会施暴,他们对施暴者进行研究,希望找到一种典型的施暴者特征。有一种习惯上的认识,认为男人施暴是因为他们精神上有疾病,或者性格上有某些障碍。但是,对施暴者进行的心理特征方面的深层次分析,并没有揭示出施暴男性的一致性的个性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明显的群体性的疾病或障碍。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教授不赞成“施暴者是那些少部分的、不正常的男人”的说法。南京晓庄学院的陶来恒教授认为:男人施暴,“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看,根源上都和传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了某种制度和组织上的传统支撑”《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农民和一个教授,如果他们所受的社会文化浸染是一样的,他们对待妻子的态度就是一样的。
那么,男人为什么会施暴呢?他们从施暴中得到了什么?艾娃教授认为:一个男人需要得到权力去控制别人,他们是通过控制女性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立。男人对妇女的暴力是维持对女人权力的一种方式。《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与干预项目通讯》,2001年第10期。
加拿大“白丝带”运动的发起人霍夫曼先生把男人施暴的原因归结为7条:(1)夫权。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有权力的人常使用权力控制另一部分人。(2)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男性享有特权。(3)社会纵容。使用暴力的男人常被认为是英雄。(4)男性权力的自相矛盾,男性盼望有权力,但是很多男人并没有权力,所以他们通过暴力向人们证明:我有权力。(5)男性的心理盔甲。男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用暴力来证明。(6)男人精神上的高压锅。他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最后高压锅会爆炸。(7)他们过去的经历。如父母可以打孩子,父亲打母亲。引自2002年11月27日在中国法学会的演讲。
这些原因导致男人通过暴力来体现权力,最后实现对妇女的控制。在于林的思想里,有着强烈的性别歧视,他与所有和他交往的女性之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他可以用钱打发掉一个个被他玩弄了的年轻女性,甚至不用钱。女性于他,是玩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物。在他的家庭里,男尊女卑的观念非常浓厚,他的母亲和姐姐告诉柳如棉,“女人要完全服从男人”。于林在这种家庭里长大,势必导致男性权力的无限膨胀。这种性别观念从小灌输,根深蒂固,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不能消除。
于林生长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太好,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这就造成他复杂的内心——他自尊自大,又潜藏深刻的自卑。他对女性不负责的态度,一方面是他的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的不自信,他不敢与女性建立起亲密关系,不敢为婚姻负责任。一有事就把父母搬出来的情节,特别能反映他的脆弱。有一种观点认为,施暴与男人不成熟及严重的性格缺陷有关。同时,施暴的男人往往有严重的自卑心理。






叙述人于小霞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5月27日访谈地点宋美娅家中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和于小霞认识是在2000年5月。
那一天,我在“妇女热线”值班,接到一个年轻女子的电话,她说她被同居的男友打得很厉害,她有生命危险。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感觉她在颤抖。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在做了长时间的咨询交谈之后,应她的请求,我把我的联络方法告诉了她,以便她在晚上、在最紧急的时刻,能有一个可以随时联络的人。她就是于小霞。当时她在一家报社工作,家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
果然,于小霞数次在夜里11点多给我打电话,每次她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之中,暴力不仅使她受尽折磨,也使她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每次结束电话之前她都抱歉地说:“宋大姐,你睡吧,哎,我又要睁着眼到天亮了。”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我开始做受暴妇女访谈之后,正式约她来做访谈(下面是她的叙述)。在和她的访谈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让妇女回想她们受暴的经历,对于她们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本是干练一女孩
回头想过去,像是下了一次地狱。
我出生在1970年,我的家在内蒙古包头,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们从没有动过手。我上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大学毕业分到包头一家大医院,我妹妹现在医学院教书。我不喜欢从医,是我父亲帮我选的专业。在医院工作时,我认识了一位房管科的科长。有一次,他要拆一处房子,有21栋平房,里面有不少红木,拆出来后可以买卖。我和技术人员谈过,知道一点儿情况,就交了1万块钱,把这21栋平房的红木全包了。结果我运气不错,拆出来的比预想的要多,我卖了3万多块钱。我把这3万块钱交给我妈时,我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从那时,我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设想有了改变,我辞职了。我是我们医院头一个停薪留职的,我想尝试更多的职业。当时我从医院出来做3份工作:我用那3万块钱投资开了一家餐馆,让我弟在那儿招呼;白天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经理,公司离我的餐馆很近,顺便就能打理,公司有事还可以去我的餐馆吃饭;下了班,晚上我就到一家夜总会做前台经理。
餐馆生意很好,但后来开不了了,因为我妈在那儿出了事。当时我非常忙,餐馆的生意又好,我妈就去帮我照顾照顾。有一天,我妈突然昏倒在餐馆里,死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了。我母亲和我像朋友,她的死对我打击非常大,我不能在我妈出事的地方招呼客人,餐馆就不开了,那是1997年。我一下子变得非常颓废,整天闷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朋友经常拉我去吃饭,我就喝酒,强迫自己喝,就是为了麻醉自己,几乎天天喝,一喝就醉,哪怕一杯也醉。一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手抖,我突然想到,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能废了,我要恢复精力做事情。那时我爸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在过后的两个月里,我看书、睡觉,别的什么也不做,两个月后,朋友介绍我到包头电视台广告部。第一天上班,第二天我就到我妈坟头许了愿:我一定要把弟妹带出来,3年之内一定实现。
不久,海关招聘公务员,我去考。因英语不好刷下来了,海关刑侦处的人看我有点儿灵性,就对我说,我们可以培养你,给你发工资,你不必离开电视台,做一些边缘性工作。当时,包头进了很多韩国大宇车,海关要调查这些走私车是谁走私来的,销到哪儿去了。这个侦探的事情他们决定让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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