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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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道迁厂长照做，干部照当。只见他头发打蜡，皮鞋擦油，出入骑的是进口的“克家路”，袋里装的是滤嘴烟，喝的是“马爹利”，穿的衣服四时光鲜，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社员们看来，他活得真是特别的精彩！
当瓦罐子摔破之后，谁也没有办法再把它粘好。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们都说张道迁是腐化变质了。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反映。
听说，为了教育好一些干部，农村的一场什么运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九回 前后台登场唱戏；大小队两头开刀
一九六五年元旦前的一个下午。
秋高气爽，风静云稀。岭塘大队翻身楼屋后花园的草地上，有三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席地而坐。他们在静静的听着大队团支书阅读报纸上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篇文章：
“当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
参加会议的是全大队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这是解放以来村里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最近，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全面部署，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推行。石陂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已经开展了运动，岭塘大队是第二批。按照上级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发至全国农村每个党支部，要向全体农民宣读。岭塘大队部已经召开了贫下中农大会，由大队长向社员宣读；地富反坏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没有资格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就召开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会议，由他们学习了后回去向家庭传达。这个会议由民兵营长主持召开。读完了报纸和文件后，他作了两点指示：第一，要教育好自己的父母。只许地富反坏分子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第二，希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在劳动中好好的改造自己，争取好的表现。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当前，为了使运动能更好地进行，保证社队的领导权在贫下中农的手里，大队决定，凡是在生产队做出纳保管或记分员和会计的非贫下中农子女，都要把有关帐目交出来，由生产队另外派人接替工作。
岭塘大队有三十多个在乡的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他们大都是近几年来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不能升上高一级学校读书的青年。由于有点文化，又比较怕事而老实，所以，社员们都喜欢信任他们，有几个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或会计员或保管员。翻身楼生产队的周顺年的大儿子周志民最近就担负着生产队的保管员工作。他工作十分的负责任，粮食收多少，分多少，公余粮多少，“三超粮”多少，都有一本详细的帐目，早晚两造公布，贴在生产队的公布栏上。他和几个当了记分员、会计员和保管员的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因为算盘熟，数字准，又算得快，写得好，还经常抽调到大队帮助搞年终结算。几个青年喜欢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和政策法令，便成了好朋友。散会后，大家议论起来：
“党的政策哪一条说了工商业的家庭成分也是地富反坏的啊？”他不解地问。
“反正不是贫下中农！”有人说。
“不是贫下中农就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嘛！”他仍然不服气地说。
“民兵营长文化低，在理解政策上难免有差错哩！”又一个道。
“党的政策可以“难免差错”的么？”有人气愤的问。
“谁个跟你讲政策呀，我看这是政治需要！”另一个颇有体会的说。
“危险，‘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莫不就是指的我们吧？时代进步了，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剥削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当成剥削阶级啦！”有人惊叹。
“唉，处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谁叫我们不是生在贫下中农的家庭呢！”有人叹气。
原来，地富子女要把所负责的生产队的帐目交出来，并且今后不要担任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这一个措施确是岭塘大队的决定。在学习“前十条”的时候，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主张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帐清一清。他说可以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也能体会出这个意思来。大队长钟义浩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书记易天华却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思想不能右倾，抓阶级斗争就错不了。于是，便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把它当作决定，由刘古泉去贯彻执行。
两天后，地富子女中，有五个会计帐，三个保管帐就交到大队部去了。但周志民的保管帐却没有交上去。因为他认为，这保管员是社员选他当的，况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不能把地主富农的绳子乱套到脖子上去。
“你当保管员有金子执咩，赶快把帐目交出去！”父亲周顺年对他说。
“报纸上讲，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我们小民百姓，他们在转移方向嘛。”周志民辩说道。
“你理他整谁？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五七年时，说是帮助党整风，却整出了不是党员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来；现在说是整当权派，说不定有一天屙尿转风，又射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少说为佳，你别惹是非了！”父亲心事沉重的说道。
周志民不再说话了。自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回农村来了。他不明白，对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说，为什么土改时候划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不能抬头做人。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还算不上资本家。父亲仅是与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业者，在旧社会充其量还是个求温饱的小商人。但在农村，这种工商业的家庭就是贫下中农的另类。而且，他的家庭往往还与工商业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连在一起。听人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学校派人到大队来了解考生情况，做考生的政治鉴定，生产队长易凌胜就把他的家庭情况说得很坏。说他的父亲解放前与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时隐瞒了资产；同时，又说父亲解放后的表现很差，被遣散回农村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情况，是一个曾经在高中学校小卖部卖货的职员的弟弟后来告诉他知道的。这个职员名叫李广真，因为他是党员，是学校的工人阶级，所以也参加写毕业生鉴定的农村调查工作。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去了，当了一名干部。李广真的弟弟曾经是周志民很要好的同学。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日趋尖锐的时候，他虽然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还是负责学习的班干部，可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好，却上不了大学。一种人，为什么要去陷害并且能够去陷害另一种人呢？社会为什么又要提供这种陷害的条件和保证呢？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的现实和结果么？面对无可奈何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做无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锁匙和账本都交给生产队长易凌胜。
“你这保管是社员选出来的，社员们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做呢？”易凌胜当天就把账本送了回来，还没说话，鼻子先吼了一声。
“大队开会说，这工作要由贫下中农的子女来担当，我不适合。”周志民说。
“不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么，也讲阶级出身？”队长似乎对文件的学习还没有体会。
“现在兴讲依靠贫下中农，队长你就物色另外的人来担当吧！”周顺年说。
“唉，也是的，现在动不动就讲阶级斗争，剥削家庭还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顺年，又吼了两下道，“不过，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要请队长多多关照！”周顺年随手拿了一包烟塞进他的袋里。
易队长也不客气，就从袋里抽出一支烟来，，一边点火一边说道：“这话好说，同队三分亲，有粥同喝，有饭同吃嘛！我说，保管员的工作由生产队开会再决定，这保管账我暂时不接；我倒是想请志民来帮我做一做生产队的会计账哩！”
“这更不行！”周志民道。
“为什么呢？我可以给你工分补助嘛。”队长说。
“别开玩笑啦，这不是要工分的问题！”周志民正言说道。
“大队都说了，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不能当生产队的干部！”周顺年一旁小声说。
“谁说你是地富反坏家庭？生产队的事我说了算。生产队认为你家不是地富反坏，你就不是地富反坏！”易队长似乎很看重自己的权力，他有力的吼了两声，接着说，“其实，我又不是叫你当会计，我只是请你帮助我做个账哩。你不知道，我这生产队有几家工副业收入，账目就十分的繁琐。”
“社教运动也要清小队的账目么？”周顺年问道。
“河背大队已经开始四清，听说搞得鸡飞狗跳，大队小队一齐清哩！”队长说，“不过，听干部们说，这是洗手洗澡，下楼过关，轻装上阵，最后达到团结对敌。”
说到社教，易队长似乎有点儿顾虑，但又显得很是轻松。后来，他也没有再坚持叫周志民为他做会计账。但是，最后他要求周顺年把这两年来的卖货单据交给他查对一下，以免有漏记出错。周志民告诉他，半年前卖货的单据和交款的单据都没有保留，可能被不识字的母亲生炉火时当作字纸烧了。
“哎，这就太不小心罗！”易队长似乎很觉遗憾的样子，拍拍周顺年的肩膀说，“遗失也罢，找到了也罢，我都有登记的底子的。如果有些出入，以后工作队来到，大家关照点。”
“那是当然！”周顺年连连点头道。
他最后没有把保管帐本放下，鼻子吼了几下，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后来，翻身楼生产队改选保管员，队长提议由黄寡妇担当重任。
一九六六年元旦过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来到岭塘大队。
工作组一共有十三个人。组长名叫曾伟光，三十多岁年纪，是县农业学校的校长。组员共七男五女。县的工商局、税局、粮食局、财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单位都有组员，工商局的李广真也派到这个组里来了。工作组直属公社的工作队领导。石陂公社的工作队队长是六年前石陂区区委书记张滔。他调到学校才两年多，就被抽调出来搞社教。搞社教是新鲜事物，谁也没有经验，政策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的二十三条规定。方法是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而第一步先要做好的是在清经济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小队的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等四件工作。
岭塘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的同志分住在十三个生产队，曾组长住在解放楼生产队的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这个贫农叫周隆昌，是生产队的驶牛手，解放前是周伯年的佃户，出名的老实人。据说，土改分田地分新屋时，他开始时不敢要，说这样做是抹了良心，对不起好心的有钱人家。直到土改工作队走了，大家都搬进新屋去住了许久，地主各家人已东奔西散，他才最后一个搬进去住。这个贫农没有是非，大队认为工作组住在他家里放心得过。
曾组长吃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儿子在生产队劳动，媳妇在大队布厂织布。开始，他跟他们一齐喝粥，不过，不敢放开肚皮喝，最多只喝上两碗。一方面，做干部有个干部的模样，肚子不能太饿得叫人笑话；另方面，他还没有三餐喝粥的习惯，胃纳不大。但是，几天下来，他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特别是到了夜里，肚子空得咕噜咕噜的响，并开始有点儿隐隐作痛。他担心胃病会再发作，便只好用粮票买些饼干来充饥。周隆昌说，解放以来，他只在土改后的二、三年里才没有挨过饿；这些年来，日子越过越穷。为了肚子，把分到地主的东西，连同屋子，能卖的都卖了，总算救了几条命。大饭堂时，他患水肿病，九死一生；大饭堂后，他主张把田地分回给农民自己耕。他为人既不热情，也不失本分。所以，当工作组的同志要吃住在他家里时，他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给工作组的同志另外开灶。他要工作同志也体验一下农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
面对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