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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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兄弟都是小时了了的类型。司马曜早年聪慧，谢安曾赞叹他“精理不减先帝”，等到亲政，“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司马道子少年时也很聪明，“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再联系嫁女王国宝那件事，不得不说，谢安识人的能力，有时候真不怎么样。
简文帝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曜在内忧外患中即位，不想好运连连，有不臣之心的桓温还没来得及“遗臭万年”就死了，解决了内忧；前秦在淝水出乎意料的一败涂地，清除了外患。已介成年的孝武帝不由得踌躇满志，极力想恢复司马皇家曾经有过的权威。面对满朝权贵皆士族的局面，司马曜觉得打虎还得靠亲兄弟，要扩张皇权，别人是靠不住的，所以他见缝插针地极力提拔这个唯一的弟弟，任命他为录尚书事参与中枢决策，以分谢氏之权。假如东晋此时执政的还是桓温，那么司马曜这么做多半要被桓大司马送到吴郡去和废帝司马奕作伴，东晋的皇帝世系表上又会多一位“某某县公”，不过幸好现在执政的个性谦退是谢安，使得司马曜竟然成功了。不仅如此，司马道子与帮凶王国宝同心协力，得权之后极力抵毁谢安，谢安仍然坚持退让的方针，自请出镇广陵。
意想不到的事继续发生：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二月二十七日，丰城宣穆公桓冲病逝；八月二十七日，南昌文穆公郗愔去世；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八月二十二日，建昌文靖公谢安逝世；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正月，康乐献武公谢玄去世；同年，冠军将军猛将桓石虔去世。淝水之战后的短短四年间，原先在东晋政坛斥叱风云的士家大老们相继离世，并且一时后继无人，各要地和要害部门的职位陆续被朝廷收回，司马道子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东晋第一个皇族出身的执政大臣。总之，机缘的凑合，竟使原本平庸的孝武帝实现了东晋诸帝一直未能实现的夙愿：继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高门士族轮流坐庄之后，大权重回司马皇室手中！东晋皇朝似乎得到了中兴，俨然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大厦。
如同五岁男孩路过玩具店，原先哭着、吵着、闹着一定要到手的东西，等真正到手之后却又不爱惜了。昌明同志终于当上了名符其实的董事长之后，当起了甩手掌柜，将大部份业务交给了总经理道子同志，把精力投入到喝酒、拜佛、泡美眉的工作中去。总经理道子同志的工作比昌明同志更加繁重，除了喝酒、拜佛、泡美眉之外，还得干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等业务。工作太辛苦怎么办？没关系，因为又有任劳任怨的经理助理王国宝同志，对道子经理的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配合与帮助。东晋帝国的政坛在这几位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迎来了一个群小乱舞的侏儒时代，《晋书》云：“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
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时也会有些不知趣的人跳出来唱反调。如尚书令陆纳就对当时的“大好形势”认识不清，望着建康的宫阙叹息说：“多好的一个家室啊，竟要被这些小孩子们给折腾坏吗？”
君相党争
因为孝武帝长期不管事，把权柄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得势之后狐假虎威，自我膨胀，渐渐让孝武帝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两兄弟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按照政治力学的原理，也该向着兄弟反目的长远目标进发了。因此，司马曜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从无发展到有，从小发展到大，孝武帝也不再完全放手，开始设法打压司马道子的势力。如此一来，逐渐在东晋政坛形成了孝武帝为首和与会稽王为首的两大派系，对东晋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唐朝有“牛党”和“李党”互斗，明朝有“阉党”和“东林党”竞争，为叙述方便，在下姑且将这两派称为“昌明党”和“道子党”。
两大阵营形成后，昌明党与道子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道子党大老王国宝发动朝中大臣联名上表，推荐司马道子功高，应该升为丞相，加扬州牧，并赐黄钺（以黄金装饰的一种武器，形似斧，特赐给专主征伐的重臣，功能近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加殊礼。属于昌明党的护军将军车胤反对，称这套礼仪是当年幼年的周成王敬奉摄政大臣周公是用的，当今皇上又不是幼主，相王岂可为周公？便称病拒绝联署。奏表递上去后，孝武帝很生气，但又不好处罚如此多的大臣，只是下诏褒扬车胤。
王国宝发现这一巴掌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急寻补救措施。他了解到著名辩士袁悦之和孝武帝很崇信的尼姑妙音有交情，便通过袁悦之打通妙音的关节，请妙音写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让她在孝武帝耳朵旁边吹吹枕头风，声称王国宝此人忠诚谨慎，应该重用！孝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但他不动声色，过些日子后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处死了袁悦之。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也成功地将昌明党一边的中书侍郎范宁挤出中央，双方一胜一负。这些事件表明，双方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但道子党已在朝廷中占稳了大多数，孝武帝虽握有最高决定权，但也投鼠忌器，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对道子党加以限制。
既然正面攻击难以奏效，孝武帝便采取了迂回攻势，以地方包围中央。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二月，孝武帝乘京口出缺的机会，任命昌明党骨干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在要地京口布下了一枚重重的棋子。接着，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属于道子党的荆州刺史王忱病死，经过一番幕后较量，孝武帝将昌明党的另一骨干殷仲堪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东晋的京口和荆州两大地方集团，起码在表面上都被昌明党所控制。
王恭，字孝伯，名门之后，乃老好人王蕴之子，皇后王法慧的兄长。妹妹能当上皇后，想来长相不会寒碜，王恭则更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时人赞美他称“濯濯如春月柳”。刘裕的京口老乡，后来一同反桓玄的孟昶曾见过王恭冬日出游，惊叹于他的风度气质，说：“大概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魏晋时代选官，有如今日之选美，如果长相对不起观众，可能在第一关就把你拿下了，只有过了第一关，才能轮到才艺比拼、综合素质比拼之类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是士族的话，意味着你连入场券都得不到，长得帅也没用。王恭出身又高，长得又帅，虽然学问一般，仍然“少有美誉，清**过人。”按当时的用人制度，生下来便是天然的半成品高官，只须混两年资历，就是无可争议的成品高官了。而且这个天然高官还是忠于孝武帝的，杀袁悦之一事便主要出自他的谋划，因而深得孝武帝器重。
殷仲堪，故吏部尚书殷融的孙子，清谈家殷浩的堂侄。与王恭不同，殷仲堪出身只能算中下级士族，长得也不帅（他在给老父治病时，挥泪熬药，烟熏过久，导致一目失明），但他学问出众，著有文集十二卷，清廉俭朴，以道德文章知名。孝武帝认为他忠诚正直，倚为心腹，提拔入宫任黄门侍郎，后委以荆州重任。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当时的高官标准，很多豪门士族大为不满，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荆州刺史的王珣大发牢骚说：“哪里有让小小的黄门侍郎担当如此重任的？对殷仲堪这种骇人听闻的提拔，简直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对于这两个人，昌明党的智囊太子左卫率王雅曾有过客观评价，认为王恭的风度气质过人，志气方正，殷仲堪谨慎检点，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但两人都偏狭苛刻，缺乏办实事的才干，太平无事之时可能是好干部，一旦有事，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果然都不出王雅所料。不过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
眼看昌明党渐渐趋于上风，局势却突然又发生了让人意外的重大变化。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突然遭谋杀身亡！
按史书的记载，孝武帝的被害是一个十分八卦的故事：此时皇后王法慧已死多年，张贵人在后宫笑傲群雌。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对她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也该到被废的年纪了，比你年轻貌美的佳丽多得是！”可惜孝武帝常在花丛中走，竟不知道美女的年龄和断了把的水壶一样，都是不能提的。张贵人听罢妒火中烧，越想越气，竟乘着孝武帝睡着，让贴身的宫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憋死。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嘉的张贵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重贿左右，让大家统一口径，宣称皇帝“因魇暴崩”！更让人想不到的事，这么大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贵人也未受追究，杀皇帝的风险竟然不比杀猪大！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史书明文记录，简直都让人怀疑这是港台戏说剧的剧本，有太多的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在下一真怀疑它的真实性。按照刑侦学中可以用案件受益人推导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在下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猜想：也许司马道子或他的同党才是此事的幕后策划！
不管孝武帝被杀的真相如何，他的继承人是明确的，九月二十一日，十五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史称晋安帝。
很多人都知道西晋出了个白痴皇帝司马衷，曾经对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何不吃肉而大感困惑，但假如对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进行一次IQ测试的话，司马衷也只能无奈地屈居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宝座，是留给我们司马德宗陛下的，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蠢人头上有蠢人！
司马衷至少还能问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证明他产权意识很明确），而司马德宗直接就没学会说话；司马衷至少还知道吃肉也能填饱肚子，而司马德宗连冷热饥饱不能区分，喝水、吃饭、睡觉、起床这些幼儿园小朋友都掌握的技能也靠别人服侍才能完成，否则就得饿死、冻死。毫无疑问，对权臣来说，再找不到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橡皮图章了！九月二十三日，司马道子升任太傅、扬州牧，赐黄钺（总算拿到这把斧子了），朝政尽归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双方对弈至此，我们总结一下战况，可以说：在中央，道子党大获全胜；但在地方，昌明党独领**，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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