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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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孝顺之外，青少年时代的刘裕身上，基本也就看不出什么优点了。他不好读书，仅粗识文字，整日间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靠卖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似乎还不如他当小吏的父亲。挣不到钱也罢了，他偏偏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技又很低微，到处欠帐，很被乡邻们瞧不起。于是，京口世家的家长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就不用到远处去找反面典型了：“你要再不努力上进，将来和刘寄奴一起编草鞋去！”
中国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其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常走两个极端。一般说来，其中出身豪门者往往是模范青年，如王莽、司马懿、慕容垂、李世民等；而出身社会下层者常常是问题少年，如刘邦、刘裕、朱温、王建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出身豪门的人，对他们来说仕途的大门一出生便是敞开的，不用费力去挤，但同时也身处舆论的监督之下，名声良好与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而对下层人来说，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穷孩子是否好学上进，是否德行出众的。出身低微的人中，只有那些蔑视规矩，敢想敢干，带有赌鬼性质的亡命之徒才更有机会抓住命运的赐予，来实现鲤鱼跳龙门。
有一天，刘裕赌博输大发了，欠下了当地大土豪骠骑谘议刁逵三万钱的赌债！这笔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位县太爷大半年的工资，对于此时身无长物的刘裕来说，是一笔巨款，当然赔不起。赔不起的结果，是他让刁逵的下人给抓住绑了起来，一顿好打。此时幸亏他有一位阔朋友——骠骑长史王谧帮他代还了赌债，才算勉强过关。后来的历史证明：刘裕有惊人的天赋，奈何术业有专攻，他的才华并不在赌博上，但他的赌徒性格却伴随了他终身。
王谧（mì，读音“密”），字稚远，琅邪临沂人，乃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这个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大士族出身，如何会与此时的小混混刘裕认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据说，刘裕早先有一次去京都建康，回京口时在途中一个小客栈休息。小客栈的老板娘对他说：“里边有酒，要喝自己拿。”刘裕好酒，进去就喝了个醉，倒地便睡。过了一会儿，王谧一个家住京口的门生正好也途经这个小客栈。因为都是熟人，老板娘招呼他：“刘寄奴正在里边，你们一起喝一杯吧。”不料这门生才一进里屋，便吓得跑出来，惊问老板娘：“里边是什么东西？”老板娘进去一瞧，还是刘裕在睡觉，便出来悄悄问这门生：“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门生答：“刚才看见一怪物，生得五彩斑斓，好象蛟龙，不是刘裕。”后来，门生又把这则奇闻告诉了王谧，王谧忙吩咐他别乱说。但此后，王谧开始结交上这个不起眼的刘寄奴，时时厚礼相待。（见《宋书·符瑞志》）
如果这件事不是虚构的话，很可能这个门生是刘裕的铁哥们，两人合作演一出双簧，来诈王谧的钱财。从后来刘裕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政坛，出老千时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王谧与刘裕交上了朋友，并为他还了赌债。多年后王谧将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一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不过这只潜力股现在还看不出有增值的迹象，不管在制鞋业还是博彩业都不象大有前途的样子，他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呢？
其实机会已经悄悄降临到他身边。刘裕十四岁那年，一个能干的三十四岁贵公子到与京口仅一江之隔的广陵走马上任，就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开始招兵买马，编练新军，他的名字叫谢玄。两年后，谢玄移镇京口，因当时京口又有“北府”的叫法，这支新建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个在后来威名远扬的名字：北府军！
京口往事
京口是个好地方！就象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京口能够产生刘寄奴这样军政强人并不是偶然的。
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地处江南运河北口，江北则正对广陵（今江苏扬州），地扼江淮运河的出口（尽管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才挖掘贯通的，但它其中连接淮河与长江和长江至钱塘江的部份，即邗沟与江南河，早在春秋末期便已由吴国建成），是江南水运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其地北临大江，南靠峻岭，依山傍水，地势易守难攻。东控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富庶之地（即所谓的“三吴”之地），西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不过一百余里，朝发而夕可至，实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就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当称作“京城”，后来孙权迁往建业，“京城”改为“京口”。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方再没有了安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征战杀戮之中，短短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国家”和势力勃然而兴，又骤然而亡，让人目不瑕接。象查尔斯·达尔文爵士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外力冲击下，华北原有的城镇乡村的自然结构完全瓦解，能够活下来的百姓要不是集结成一座座坞堡自卫，便是组成一个个武装流民集团，从北方涌入南方，另寻侨居之地。而地处交通咽喉，又富裕的京口自然首当其冲。
大量流民的到来，改变了东晋初年京口、广陵一带的人口结构，北方来的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土著。处在北方战乱不休的大背景下（其实南方也没好到哪儿去，也就是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的区别），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淮北冲到江南的武装流民们都不简单，早见惯了流血，刀把子握得远比锄头把子熟练，所以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是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憨厚朴实的种田老汉。这些武装流民的首领们，即当时所称的流民帅，因手中握有或粗或细的枪杆子，也往往成为当时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流击楫”的北伐英雄祖逖，两度勤王的忠臣郗鉴和被逼造反的苏峻等。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京口一带，民风强悍好斗，随便在街头拉个卖烧饼的，军事素质可能都要超过承平年代的正规军，绝不象如今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是吴哝软语的温柔乡。这对于当时控制了京口的实力派人物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价钱便宜量又足的高素质兵源！当初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就因为一度不能把京口控制到自己手中，而醋意绵绵地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落到郗愔手里了？——他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
得了，京口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如同一个养份丰富的“军阀培养基”，所以它后来成为了与荆州并列的东晋两大地方势力集团中心，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下面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谢玄之前京口的历任老大们：
头一个，要算郗鉴，他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据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他幼时孤贫，但好学不倦，以儒雅著名。曾作过“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秘书（掾），后来发觉司马伦不自量力地想过皇帝瘾之后，决定不陪着他送死，泡了个长期病假，辞官归家。之后他又拒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和征东大将军苟晞的征召。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政治眼光敏锐：这几位大人物后来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刘聪的汉军攻陷洛阳，郗鉴历尽艰辛，辗转逃出，回到家乡高平。当地乡人推他为首，集合一千多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流民集团，到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逃避战乱，因他统驭有方，部众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七月，郗鉴在石虎所率领的后赵军队压力下，被迫放弃邹山，从山东退到安徽，进驻合肥。该年正逢东晋发生第一次王敦之乱，晋元帝司马睿气病而死，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素闻郗鉴忠义，手中又握有一支不弱的武力，便乘机拉他为外援对抗王敦。在东晋君臣配合之下，最终于太宁二年 （公元324年）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郗鉴因功受封为高平侯。咸和二年到咸和三年（公元327…328年），郗鉴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立下大功，升任司空，加侍中，封南昌县公，并乘机入据京口这块风水宝地，在东晋王朝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京口集团正式形成。此后郗鉴在京口经营十一年，直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七十岁高龄去世。郗鉴为人，忠诚正直，顾全大局，对东晋政局的稳定贡献良多；
第二任蔡谟、第三任何充、第四任褚裒，郗鉴死后，京口集团的声势一度转弱，经他推荐，河南兰考人蔡谟接掌京口。蔡谟也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功臣，执掌京口后成为朝中反大权臣桓温派的领袖，曾阻止桓温迁都回洛阳的动议，后来因为向朝廷拿架子时闪了手，被革去职务。蔡谟之后，何充、褚裒相继坐镇京口，但这两位都属于中央派来的空降部队，在京口当地没有根基，能力又不足，特别是褚裒北伐大败之后，东晋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京口扫地，只得在褚裒之后代之以郗愔；
第五任郗愔，字方回，郗鉴之子，晋成帝时袭父爵为南昌县公。凭借郗鉴在京口的威望，到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郗家人再次入主京口。可惜郗愔虽然忠心不亚其父，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号称仅次于他的姐夫王羲之，但若论起军政两方面的才干，比起他那位千锤百炼的父亲，差得就太远了，最终使郗家丧失了对京口的影响力。当时东晋的头号权臣，荆州集团的首领桓温对京口之地垂涎欲滴，费尽心力必欲得之。正巧郗愔又有个极聪明的儿子郗超，是桓温铁杆死党，于是他们里应外合，将郗愔转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领徐、兗二州刺史，京口落入桓大司马的掌控中；
第六任桓温，字元子，晋宣城内史桓彝的长子，东晋史上威名赫赫的铁腕人物，荆州集团的代表。他十八岁时便手刃仇人之子，三十三岁掌控荆州，三十五岁征灭成汉，而后又两度北伐，胜多负少，其武功之盛，为东晋开国所未有！在挤走郗愔之后，荆州、京口两大重镇都落入他的手中，成为东晋前所未有的实力派大臣（在东晋历史上，只有刘裕超过他）。因而他自信心暴满，且正好赶上前燕慕容恪病死，便尽挥荆扬劲旅大举三度北伐，以期灭燕，立下不世之功。奈何天不遂人愿，偏偏在枋头遇上慕容垂，如同碰上一家不负责任的快递公司：原先预购的洗具被送成了杯具！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害得桓大马回来后只好废个皇帝来冲冲晦气。于是哀帝司马丕的弟弟司马奕虽然当了七年皇帝，死后的称号也只能是可怜的海西县公，位子由他爷爷辈的司马昱继承，即晋简文帝。桓温原希望简文帝临终能很识时务的禅位给他，但又被谢安、王坦之等人阻挠，太子司马曜成功接班，即晋孝武帝。桓温最终只得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以晋臣的身份无奈辞世；
第七任桓冲，字幼子，他也的确是桓彝的小儿子，在桓温的四个弟弟中，号称最有见识才干。他从很早起就追随大哥桓温南征北战，屡有战功，故深得兄长器重。桓温在临终前，舍弃世子桓熙，让桓冲接替桓氏家督，同时把两大基地中的荆州托付给三弟征西将军桓豁，京口托付给了这位五弟，中军将军桓冲。虽然在谯国桓氏的头面人物中，桓冲是最遵奉朝廷，顾全大局的一位，但建康上下注游都控制在桓氏手中的现实，还是让东晋朝廷和执政大臣谢安有如芒刺在背。四年后，即太元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征西将军桓豁去世，谢安乘机施展他拿手的政治柔道，以朝廷的名义调桓冲回镇荆州，让王蕴代替他镇京口，将桓家势力软软地挤了出去；
第八任王蕴，字叔仁，晋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父亲。他是一位个性温和，能耐不大，但人品不错的忠厚长者。王蕴在年青时担任过吴兴太守，正好赶上吴兴地面遭灾，饥民遍地，他立即下令打开吴兴的粮库救济灾民。他手下具体办事的主簿是一位遵章守纪的模范公务员，善意地提醒他说：太守是没有权力擅自动用国家储备粮的，应该按程序办事。先写一份详细的灾情调查报告递上去，郡报州，州报中央，然后等中央开会，发下红头文件，一级级再传到郡里，到时候我按文件精神办事，就不会在工作中犯错误了。王蕴反驳说：“如今百姓嗷嗷待哺，沿路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