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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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元显几乎是孤身骑着一匹马，仓皇又逃进城中。平日里“捧月”的“众星”们，此时差不多跑了个精光，只剩下张法顺一个人还在跟着他。巨大灾祸终于降临，打掉了司马元显身上的最后一点自信，洗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华彩，让他重新回复成一个无助的孩子。恍恍惚惚间，他逃进司马道子的宅第“东府”，向父亲问计。司马道子那两下子还不如儿子呢，能有什么好主意？父子俩只得相对痛哭。
稍后，曾是司马元显身边马屁军团骨干之一的从事中郎毛泰，带着人闯进东府，逮捕司马元显，押解到新亭码头，绑在拴船的石栏上，当着众人的面一条条数落他的罪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会稽王世子此时似乎已神智不清，只是喃喃自语：“我让张法顺害了，我让王诞（王导的曾孙，曾劝司马元显不可杀桓修、桓谦兄弟）害了！”直到此时，仍然只看见他诿过于人，没有对自己的反省。
毛泰同志的事迹说明：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墙头草，越是在官场，这种植物生长得越发茂盛。三月四日，朝中高官们声称奉皇帝的旨意，出城迎接慰劳桓玄大军。桓玄便在众多高官谄媚地簇拥下，得意洋洋地进入建康，持续了多年的昌明党与道子党之争，至此完全画上句号，东晋进入了桓玄时代。为了显示拨乱反正，当天废止了刚刚使用不久的“元兴”年号（你司马“元”显再也别想“兴”了！），恢复旧年号为隆安六年。
桓玄当政后的首要大事，当然是给自己和自己人加官进爵，于是让司马德宗下诏：一、任命桓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总理朝政，加黄钺；二、任命桓玄的哥哥桓伟为荆州刺史；三、任命桓谦为尚书左仆**；四、任命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顶替刘牢之掌管北府；五、任命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六、任命此次立下大功的谋士卞范之为丹阳尹（相当于建康市长）。
除了这几个自家人，为了显示新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桓玄也提拔了一批有名望非嫡系人士，其中头一个，便是王谧。王谧，是王导的孙子，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位仁兄，他就是当初慷慨解囊，替刘裕还赌债的那位王长史。他在桓玄临起兵之前，奉朝廷旨意前往荆州传诏，桓玄认为他家世高贵，又素有清誉，非常适合给自己装点门面，便把他留下来，殷勤款待，极为礼遇。到此时桓玄掌权，王谧被任命为中书令，也成为新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王谧之外，新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还有殷仲文、刘迈、刁逵等。殷仲文，是殷仲堪的堂弟，但同时也是桓玄的姐夫，原任新安（今浙江淳安）太守。他在得知桓玄起兵时，弃官前往投奔，坚决站在小舅子一边，与堂哥和司马元显划清界线，因此得到桓玄的赏识。刘迈，曾是殷仲堪帐下参军，曾得罪过桓玄，等桓玄打进建康，他专程跑来进见。桓玄板下面孔训斥说：“你还敢来见我！不怕死啊？”刘迈回答：“**小白带钩的管仲，斩重耳衣袖的寺人披，再加上我刘迈，正好凑够三个人，所以自知不死。”桓玄此时心情正好，刘迈这个马屁拍得又很上档次，再加上提拨一个无害的旧怨很能收买人心，因此他也得到收用。还有前广州刺史刁逵，原先进京述职，被桓玄强留收用，现任命为豫州刺史，接替司马尚之。
论功行赏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了。三月五日，建康的市民有机会大开眼界了，一大批平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被押赴菜市口，砍掉了他们高贵的脑袋。具体的入围名单有：前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东海王司马彦璋（司马元显的儿子，元显也只有二十岁，他自然还是个幼童），前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前武昌太守庾楷（赌博害死人啊），前庐江太守张法顺，前从事中郎毛泰（毛大人白忙活了，折腾了半天，还是得陪着司马元显一起死）。稍后，司马元显的另外五个儿子，可能也全部被诛杀。骠骑长史王诞虽然也是司马元显的亲信，但因为他曾营救过桓修、桓谦兄弟，被免死流放岭南（和毛泰作一比较，可见救人还是要强过害人）。
作为当今皇帝的叔父，会稽王司马道子得到一点优待，暂时得以免死。他先是被人检举：犯有酗酒、不孝的过失，理应斩首（司马道子酗酒是有名的，不孝不知从何说起。而且这两项“罪行”在《晋律》中的量刑是死刑吗？）。桓玄佯作宽大，将他迁往安成郡（今江西省安福县东南）安置，数月后，悄悄遣人将其毒杀。
执掌了晋朝中央政府六年大权的司马道子父子至此双双毙命，道子党势力彻底瓦解，用文革时代话说：已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年，司马元显二十岁，司马道子三十八岁。客观的说，司马道子父子的失败实属自作自受，两个并不适合执掌国柄的纨绔子弟因为出身而成为了国家实际领导人，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万千的民众，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可悲的是，类似的灾难，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上，仍将屡见不鲜。
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完全结束，两年后，桓玄倒台，已经死去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摇身又变成了国家的正面楷模、先进典型，朝廷下诏褒扬说：：“故太傅公（司马道子）如伊尹在世，契阔皇家，论亲论贤，世间都无第二人可比。故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则在内总领朝纲，在外宣扬威略，志在荡平世间的灾难，以保护国家社稷。”特追赠司马道子为丞相，追赠司马元显为太尉，并加谥号“忠”。备加哀荣，给他们补办了非常高规格的追悼会。
又过了几年，一个少年突然出现在建康，他自称是司马元显的儿子司马秀熙，当年避难蛮中，逃过了桓玄的屠杀。司马道子的妻子，会稽太妃王氏与他见面，认定是自己的孙子，便请求朝廷让司马秀熙继承会稽王的爵位。
此时，在晋朝中央实际掌权的人已是刘裕。表彰司马道子父子，那是做给别人看的，毕竟死人是无害的。但鉴于司马元显在司马皇族中曾有过的特殊影响力，刘裕并不希望他真有后人活在世上。于是，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了，并且很快拿出了刘裕最希望得到的调查结果：这个司马秀熙乃是一个叫勺药的奴仆冒充的！这个少年随即被斩首，王太妃痛哭不已，但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关于司马秀熙案的真相，今天已经难于确知，但有一点是可出肯定的：司马道子一系，断子绝孙了！
白衣还乡
在二百零四年前，曹**攻克下邳，生擒了骁勇过人的徐州刺史吕布。曹**有意将其纳为属下，但因其反复，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征询左右意见。旁边的刘备提醒他说：“曹公记不得丁原、董卓的事了吗？”结果，吕布就被拖下去“咔嚓”了。如今桓玄不用人提醒，王恭和司马元显的往事，他记得都是很清楚的。因此，差不多就在司马元显等人头落地的同时，刘牢之也接到了自已的新委任状：解除军职，调任会稽内史。
一眨眼功夫，自己就变成了军队转业干部，好个“大度”的桓公啊，才过河就拆桥！刘牢之就算政治嗅觉再迟钝，也闻出不对了：“桓玄刚上台就夺去我的兵权，大祸将至了！”正好，他留在桓玄身边作人质的儿子刘敬宣，向桓玄提出，愿意回去做老父的思想工作，一心一意服从大局，永远听中央的安排。面对这样“诚恳”的提议，桓玄竟然同意了，放刘敬宣去见刘牢之。说不清这究竟是桓玄的失算还是他的谋算，也许他认为刘牢之此时造反必败，有意引诱他一下。
果不其然，刘敬宣一见到刘牢之，立刻把宣传和谐主旋律的承诺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建议父亲立即举兵袭击桓玄，不可以坐以待毙！迟疑了一阵子之后，刘牢之决定再次造反，此时距离他背叛司马元显，投降桓玄才过去几天时间。
造反毕竟是一种超高风险投资，从历史经验来看，其血本无归的概率远远超过炒作纳斯达克的高科技股票。而且这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反复的反叛更是对自身人格的彻底否定！不论成败，他刘牢之在这世间都将名望扫地。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啊！
但刘牢之仍只能如此，因为他前两次反叛都还是他自己的选择，这回则真是被逼上梁山了！刘牢之完全没有了背叛王恭时的从容镇定，也没有了背叛司马元显时的武断与专横，只能放下架子，用尽乎于哀求的口气，向刘裕，自己这位最能干的下属寻求支持，象一个溺水的人在拼命寻找可供攀附的稻草。
他对刘裕说：“我打算北退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与高雅之（刘牢之的女婿，时任广陵相）会合，然后举兵讨伐桓玄，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不知刘裕看着老帅憔悴的样子，心里可曾涌起万端感慨。曾几何时，刘牢之是晋朝寒门人士的一面旗帜，他的存在，给所有出身不高的人带来了希望：即使你没有显赫的祖先，依然有可能凭借才干和努力出人头地！刘牢之自然也曾是过刘裕的偶像和前进的标杆，而且刘寄奴能有今天，也离不开刘牢之的提携之恩，他刘裕并不是无情的人啊！
然而，刘裕还是冷静地拒绝了老帅的乞求：“几天前，将军手握数万劲旅，不能一战，望风而降，使得桓玄得志，威震天下！如今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三军的人情，朝野的人望，都已倒向他，还有谁肯跟着你造反？将军如今莫说起兵，就是广陵恐怕也到不了！恕我不能陪将军了，只能脱下军服回京口去。”
望着刘牢之失望地离开，他的外甥东海中尉何无忌拿不定主意，问计于刘裕：“我该怎么办？”刘裕的回答展示了他对时势的敏锐洞察力：“我看这一次，镇北将军（刘牢之）是免不了一死了！你不妨和我一起放弃军职，回京口避开此祸。等这次事件过去后，桓玄为了收买人心，必然会任用我们。将来桓玄如果能保守晋臣的节**，我可以和你一起为他做事；如果他生异心，我们再设法算计他！”
听此一番话，何无忌认定，刘裕便是他此生值得追随的人。两人遂结成生死至交，离开危机四伏的刘牢之，抛弃了军中的职务，返回京口老家，白衣还乡。
一般情况下，刘裕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他有恩的人，如刘敬宣、王谧以及从母家人等，他后来都照顾有加；而欺凌过他的人，他也会加倍报复。但不管报恩还是报仇，都是有前提的，只有在不涉及重大政治得失的情况下，才是如此。一旦事关大局，刘裕绝不会被感情左右，总能根据自己的理智做出尽乎冷酷的决定（尽管这些决定也并不全是正确的），这便是他与慕容垂最大的不同吧。
严格来说，刘裕仍然算不上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但早在此时，他已经是一名高水平的政客了。他对此后时局演变的预测，准确入微，远不是在政治上后知后觉的刘牢之所能相比。大概正因为这种政客的特质，让刘裕少了几分人格魅力，却使他能够在政治成就和对历史的影响力上，大大超过能力与其大致相当的慕容垂。
道坚自缢
尽管没能得到刘裕的支持，刘牢之仍召集其他的属下，宣布了自己打算据守江北，讨伐桓玄的决定。如果说他在几天前背叛司马元显的决定已经让众将跌破了眼镜，现在的声明则更遭到了部下几乎一致地强烈反弹。
早在洛涧之战时就追随刘牢之的参军刘袭，不顾多年同事交情，当面斥责自己的上司：“这个世上最不能做的事就是造反！将军在几年前背叛了王兖州（王恭），近日背叛了司马郎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背叛桓公！一个人三次背叛，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间？”说完之后，完全不给老帅面子，起身离开大营，很多将佐也跟着四散离开，人一下子就走了差不多一半。刘牢之傻了眼，这回真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难带还得带，惶惶不安的新任会稽内史，让他的儿子刘敬宣潜回京口，把家属接出来。同时带着他剩下的部属往东北走，向广陵方向退却。刘牢之此时在北府军中的威信已经丧尽，他的部下一路走，一路散，人越来越少。到了和刘敬宣约定会合的地方，刘敬宣却因为那天下大雾，城门延迟数小时才开的缘故，误期未到。一时之间，不明原由的刘牢之以为事情败露，儿子可能已经被杀了！一连串的打击，让刘牢之五内如焚，伤痛莫名，精神已近崩溃！
浑浑噩噩间，刘牢之带着余众继续走，最后几个属下看他这付恍恍惚忽的样子，倍感寒心，知道老帅这次真是没救了，还能跟着他寻死么？待到达新洲（建康北面长江中，今天叫八卦洲）时，剩下的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