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女人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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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您了，救救她吧，我给你跪下了。”周老师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大夫面前。人们说，男人膝下有黄金，那么残酷的批斗，周老师从未跪过，为了救毕老师他跪下了。
“好吧，把她搀到手术室来。”大夫似乎被周老师的举动打动了，面部表情有所缓和。
手术室的灯还在亮着。手术室的走廊里非常寂静，雪白的墙壁上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大字标语，周老师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时间过的真慢，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女护士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周老师急忙迎上去，“你是孕妇的家属吧？孕妇的情况不太好，是难产。”女护士说。
“求求你们，给找个好大夫。”周老师说。
“好大夫？好大夫上吊的上吊，自杀的自杀，活着的都进了牛棚。”女护士说。
“求，求你们……”周老师只有说这些。
“你妻子的情况不太好，是脐带缠绕，是难产，”女护士说着，把手中的文件夹递给周老师，“你在上面签个字，是要妻子？还是要孩子？”
周老师说：“妻子孩子我都要。”
女护士说：“只能要一个。”
周老师说：“求，求你们尽力保她们母子。”
“哎，你还是随我进来吧。”女护士叹了口气说。在周老师与女护士说话的间隙，手术室里传出一声小孩“哇哇”的哭声，这声音高亢、洪亮。这声音标志着一个小生命顽强的诞生。
手术台上，毕老师的面色惨白。周老师伏在台前，毕老师声音非常虚弱的说：“孩子，生，生下，来了。”“是啊。”周老师握住妻子的手，感觉妻子的手异常冰凉无力。
“生下来，就，就好，把孩子抱过来，让，让我看看。”毕老师断断续续地说。
当毕老师看到孩子之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一刻的笑容是那么美丽，随即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她已经用尽了毕生的气力，历经凌辱沧桑，终于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几滴晶莹的泪珠从毕老师的眼角滚落出来……
“啊！……”周老师大叫着，眼前一片昏暗，晕倒在手术台前。
秋雨先生说过，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人生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
我们说，母亲更伟大，她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人类生命的延续。
毕老师走了，她是那么热爱生活，渴望爱情。消息传到学校里，善良的人们为之哀痛和惋惜，毕老师只有26岁，也许她活着，也许她能够坚强的挺过来，美好的生活还在等着她，太多的也许，太多的遗憾。
毕老师的骨灰就埋葬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座小山坳里。我们经常地去看望她，毕老师文静、美丽、善良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们脑海里浮现。不知谁，在毕老师的坟茔上栽种了许多的月季花，从春季开始，不停地妖娆怒放，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咏月季花的诗句：“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我们想：毕老师已经化作了那美丽的月季花。
过了些日子，学校革命委员会张贴了一则告示，内容是：
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封、资、修，以下学生的名字含有封、资、修的意思需要限期改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现把需要改名的学生姓名公布如下：
马丽娜 于丽娜 胡曼丽 李克宁 杨雪娜 李小娜 刘艳丽
周小倩 赵克李斐王美丽 姚克己 党国强 阴丽华
以上公布的学生名单限三天内更改
向阳小学革命委员会
1967年12月11日
于是学校里叫卫东、卫红，文革、批修的学生名字特别多，比如：马卫东、于卫东、张卫东、李卫红、赵卫红，杨文革、崔文革、姚批修、姚革命等等。
我们把学校三个美丽的女老师比喻为月季花、蔷薇花、玫瑰花。
毕老师是月季花，薛校长是蔷薇花，马老师是玫瑰花。这三种花同属蔷薇科蔷薇属的姊妹花，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细加区别，差异还是有的，月季青茎直上，蔷薇枝蔓飘逸，玫瑰茎枝直立，满披针刺，叶片上有皱纹，而月季和蔷薇的叶片较为滑泽，刺大而疏，三姐妹的花色品种，各有千秋。没料想，这三种花竟然与三个女老师的秉性惊人的相似。本书由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第十一章 人性回归
周老师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乡下的父母抚养，他还在五七干校劳改，无力抚养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毕老师的死对周老师的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周老师都是沉默寡言、精神恍惚。他经常地在睡梦中惊醒，眼前总是浮现毕老师美丽的眼睛，他还清楚地听到毕老师在喊他的名字。他至今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讲了些真话，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陷害，那些卑鄙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罢了。他认为自己毕生所犯错误就是连累了毕老师，他始终认为毕老师的死与自己有关。他恼恨自己无能，恨自己软弱，没有保护好毕老师，没有让毕老师过一天幸福的日子。
他们是中专同学，曾在一个校园里读书，当时的毕老师非常漂亮，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她又是那么的文静、单纯，但是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每次回家的时候，周老师都要到毕老师的墓前看望，总是嘴里嘟囔着在墓前说着什么，嘟囔够了，就给墓边的月季花松土、浇水。
学校里又有一位李老师出事了。这个李老师教语文，他为我们排课本上的生字，作为我们的生字练习作业，没料想被别有用心的于主任看到了，他惊喜地发现这些生字横着看虽然各不相干，但是竖着看就看出了问题，比如竖着看的一列生字竟然出现“党、国、荣、辉”等内容，这还了得！具有较强阶级斗争觉悟的于主任想，这不是变相歌颂国民党反动派吗？于是他连夜写了份汇报材料，并把李老师编排的生字备课记录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几天后上报市革命委员会。
很快，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学校召开现场批斗大会，批斗李老师的反动言论和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会后，李老师被人带走，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牛棚。
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很多，类似历史上的“文字狱”。
直到现在，我们一看到“政治”一词，就很反感，倒不是“政治”这个名词不好，而是往往会把“政治”和“人治”联想起来。我们当时在学校里没学到什么东西，以我们没文化人的思维，错误的认为“政”就是权力，“治”就是人治。
据说周老师一度精神失常，还是几名同在五七干校的难友开导、教育了他，使得他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
那几名难友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老干部。生存环境虽然艰苦，家常便饭式的连续批斗，那些老干部仍然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虽然受尽非人的折磨，那几个老干部还是在空闲时间下棋、打扑克、锻炼身体、唱歌，他们对周老师讲：“他们越是不让我们活，我们越是要顽强地活下去，而且要活的好，活的乐观。”
说起来也很可悲，那些老干部有的曾经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解放后，是自己人把他们又专了政，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成了“劳改犯”，夺谁的权，又专谁的政呢？
周老师在他们的开导、教育下，终于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他想：我要顽强地活下去，相信历史，相信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军代表把毕老师的孩子接走了。消息传来，学校里议论纷纷。有的说，我早就看出这个孩子是军代表的孩子；还有人说，周老师就这么轻易地把孩子交给军代表么？他对的起毕老师吗？什么年代都有看热闹的人和说闲话的人，这是国人的通病。
据说军代表因为那件事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处分，被发回老家种地。不久，当他听说毕老师惨死的消息，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良心受到谴责。
人，总是在失去时才想到惋惜，在丢掉头上的光环或者丢掉官职后，才会良心发现。
他决定亲自抚养毕老师的孩子，他背着干粮千里迢迢地找到周老师商议孩子的事情，起初周老师说什么也不允，后来他干脆在五七干校住下了，携带的干粮都吃光了，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他还在苦苦哀求，心诚则灵，周老师终于给了他赎罪的机会。其实，周老师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也是迫于无奈，一是看到军代表确实态度诚恳；另是周老师家境贫寒和老母亲长年患病卧床；自己又在劳动改造，可以说是身不由己。
军代表把孩子带走了，临走前，他给周老师留下一封信。军代表在信中写到：
感谢你给我赎罪的机会。孩子我带走了。自从我出事之后，毕老师同我离了婚，我认为她是对的，她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幸福。毕老师的死，唤起了我残留的良知，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在忏悔的心情下生活，说对不起，太轻了，我要赎罪，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自知没有资格与你讨论孩子到底是谁的，我不配，我是个有罪的人。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应当有幸福的未来，我一定用心去抚养他，当我把孩子养到十八岁的时候，再交还给你，孩子是你的，因为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孩子的父亲。
在孩子成长的这些年，我会让孩子称我为伯伯，可以吗？
孩子的伯伯字。
周老师读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感慨万分，真想不到，像军代表这样的人还会有良知，还知道忏悔，他认为这个社会还有的救，因为人的良知还在。他又想起了毕老师，她那么美丽善良，命运对她是不公平的，不是说好人有好报么？这个癫狂的社会，人真的无法把持自己么？人性扭曲、变形，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真的是那么容易吗？
周老师知道军代表生活的山区很苦，所以，他把平时从口里省下的钱，积攒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军代表寄去。本书由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第十二章 旧情复燃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风猖獗之时，从北京西单商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京城反映强烈，周恩来总理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分局的60名民警正在被批斗，原因是在“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但是案件一出，民警们还是马上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其实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就是要求人们统一思想，比如学校于主任经常说的：“我们要将思想统一到××上来”或“统一思想，大干××”。不能不承认，“统一思想”在“文革”较长一段时间是能起到作用的。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类的诗当然不敢作了，文人墨客们大都被迫将精力放到了做考据文章上了。“文革”时期也不例外，然而，人类之所以高于畜类、高于虫豸，就在于思想是他们的一种本能，思想的潮水一旦汹涌起来，无论怎么堵都是堵不住的。
校革委会的于主任，是个很会看风使舵的人，在历次运动中都占了上风。说他会看风使舵，是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平时经常听广播、看报纸。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使得他体会到，人之所以犯政治错误，是由于不坚持“左倾”，而犯了“右倾”的错误。所谓“左”，就是“极左路线”，就是不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一味夸大表面形式，机械地理解马列主义，做表面文章，俗话说也叫“唱高调”。他认为，谁手中握有权力，谁就掌握了生杀大权，他很欣赏这样一句话：是非在于权力。他认为，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要活，且还要比别人活好，就必须去残害别人，你不残害别人，别人也会残害你。残害别人的办法无非是诽谤、中伤、践踏，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对方搞臭、搞垮、搞死。他还认为，要想当官发财，就得不择手段，说卑鄙也好，无耻也好，只要我拥有了权力，你就会舔我的屁股。
于主任也是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屈膝变节残害同类的行为，可以看出，所谓知识分子仅仅是对一个群体的称谓，并不代表任何人性的品质，他们有欲望有私念有小农意识也有邪恶的品行。于主任曾经是薛校长比较欣赏的老师之一，于主任课教的很好，但是有些小聪明。还是薛校长把他提拔到教务主任的位置，文革前夕的时候，于主任对薛校长必恭必敬，虽然薛校长也发觉他有比如：爱打小“报告”和嫉妒别人的毛病，为此薛校长没少批评过他，但不顶用，他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文革开始后，是他偷偷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