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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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郭嵩焘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他从与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种文艺腔、书生意气,可以一笑而过。
左宗棠并不是不懂还人情,他拒绝在国事上还,坚持私情用私人方式还。当年因樊燮事件卷入“生死门”,潘祖荫救了自己一命。做陕甘总督时,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时的文物“大盂鼎”一对。这事曾轰动中国,潘家藏有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求见大鼎及求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或诱以重金,或企图强取豪夺。1951年,潘家后代将这对宝鼎捐给了国家,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左宗棠做得过分的地方,是一直没有还郭嵩焘人情。或许他认为,两人关系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乡,还是亲家,相互还在攀比、较劲,谁也不愿意低头认输,不用还这个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焘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并不比郭嵩焘宽广到哪里去,也难怪重情的郭嵩焘耿耿于怀,至死还在惦记。
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晚清官场人物峰起,为什么单单一个左宗棠特立独行?他这些性格、风格,到底怎么养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时从江西迁居湘阴柳庄,已有700多年。湘阴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正式置县,属长沙府。在湖南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湖南地域性格,在这一圈最为凸显,影响也最深远。
从家庭出身来看,左宗棠是“乡绅世家”。
乡绅的来源,主要是:考上科举但不愿当官的;读书但没有考过科举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这是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在乡村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力。
乡绅属于“士”的分支。
科举考试分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点才;举人指“被荐举之人”,是很有才;进士指“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举人还没有资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进士才可以直接进身为士。
士一生就一个任务,做官。属于“职业官员”。努力可以做士大夫、变诸侯。再上去,没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当皇帝。
乡绅则对士的任务来了一个反向:读书,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乡绅,与政府的关系比较松散。鲁迅说“京派帮忙,海派帮闲”。乡绅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在乡村社会,他们担起民间自治的责,做民间代表的头。
如果说士是国家的智囊,是“天智星”,乡绅则是民间的智囊,是“天闲星”。
闲散的乡绅,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们脚跨门槛两边,退一步就做了民,进一步则成了官。
不进不退,则是乡绅。在集权的帝国中,乡绅最宝贵的财富,是身份相对独立,拥有一些自由。
从26岁宣布放弃科举考试,到去安化陶家设馆授徒,40岁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边读书,一边教书,是一个标准的乡绅。
用今天眼光来看,乡绅就是无党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始终处在在野派位置,充当统治集团清议派角色,自由议论国家大事。
国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间议论,就怕民间没人来议论。不要小看这些无党派、在野派、清议派:天下无大事,他们像叽叽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气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们有可能摇身脱掉麻雀外衣,变成高空雄鹰。
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耀,而是一连串不幸的心灵打击。
对一个自尊被严重刺激过的人来说,打击只会强化自尊。自卑与自尊,如影随形。
左宗棠的自尊心强大到几乎过敏。印证是李鸿章说他“胸有鳞甲”,左宗棠自己则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自卑者防范意识很强,他“虑事太密,论人太尽”的特点,就是在这种心态里形成的。
“负能量”的积聚,靠不断的人生打击。对害怕打击的人来说,挫折是万丈深渊;对敢于直面失意的人来说,挫折是一块跳板。
左宗棠“燕颔虎颈”,不怕打击。失败压不垮的他,“负能量”就像岳麓山下那个“自卑亭”,开始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发他转化出“正能量”。
这有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
自尊到过敏的男人,自我意识会强烈到无以复加。过强的自我意识,提醒人时刻区分“人、我”。这就是人本能中的独立意识。
独立见自我,就不会压抑性格,而选择直来直去,这就是刚直。
刚直的左宗棠朋友不多。连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要忍不住批评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刚直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点:真实、义气、有责任心、敢担当。左宗棠刚好可以免去人三鬼四的交道,不浪费一点精力,交到一些真心有大才的朋友。
朋友过少,容易孤独。孤独感会强化叛逆心与倔强劲,在倒插门那12年里,不断被人嘲笑、否定,让左宗棠内心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心力。
这股心力是一种在憋屈中养成的气,杂糅着怨恨、愤懑,充满了攻击性。用到打仗上,可以造成气势如洪,带兵靠胆魄与气势就能取胜。楚军、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主要靠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气势取胜,是左宗棠个性应用进军队的体现。
这种心力转化换来荣誉,就是慈禧夸奖他的,“外国人怕尔声威”。后人也因此评价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一生处处见“我”。“独立、自我”,已经溶入血液。
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别人为中心,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超越了人的本能。
但中国传统的核心,教导人要有超越性,“舍己为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群体意识”。
左宗棠用自己的言行,颠覆了中国传统。
反传统而行的左宗棠,更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与野性、自由的气质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外向的文化人格。
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援越抗法,或者荷枪实弹闯外国租界,都是左宗棠外向文化人格的表现。他从传统的反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巨大缺陷。
“士人风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相、认死理,这就是湖南俗话中的“霸蛮”。
“霸蛮”有利有弊。但没有“霸蛮”精神,做不成大事。章士钊就曾热情地称赞这种精神特质:“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霸蛮”精神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信来支撑。
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直接表现出来自信。一个连举人都险中的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但左宗棠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对自己的缺点也看得同样清楚。他在家书中与长子左孝威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
这就是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背后的缺点,可以规避许多错误。“婞直狷狭”事实并没有在事业中拖后退,对左宗棠一生成功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属于“正能量”。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左宗棠自己怎么看待年轻时的狂放呢?晚年,他以一个苦事历尽、难事做尽的老人经验,这样总结:“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他承认自己年轻时确实狂放。但他用实践证明,年轻时狂一点,对成才大有帮助。
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赞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赞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